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与“有以……”“无以……”句式

古汉语助词“所”通常用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指代行为的对象、凭借、工具、方式、方法、原因、处所、关连人物等。“所”是一个常用虚词,它担负着把一个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由动词性转变为名词性的重任,一般是不能付之阙如的。但在古汉语中,“所”也时有省略。“所”字的省略虽不很普遍,但也并不罕见,而至今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对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以及与之有关的“有以……”“无以……”句式作初步探讨。1 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大都在表示存现的动词“有”“无”之后,如: (1)景曰:“吾有〔〕待…     

“以……为(以为)”浅释

古汉语中“以”和“为”构成的句子,通常称为“以……为”式,这种语言现象比较复杂,因此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本文拟对这种句式的各种用法逐一予以训释。有些古汉语著作误将“以为”当作凝固结构,甚至认为是个双音词,这是以现代汉语的习惯随意附会的结果。殊不知“以”和“为”不仅有各自的词性和意义,而且在句中又有各自的语法功能。只不过是将“以宾为宾”变成了“以为宾宾”,或者是把“以宾为宾”省略成“以为宾”而已。例如,“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李将军列传》)“以为广名将”实则是“广为名将”,     

“餐肉饮血”始于汉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刊登了辛更儒同志的《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文,此文后又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五期,扩大了影响。此文考证详尽,从总体来说,是一篇颇有心得的好文章。但个别论点是不正确的,如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满江红》词对“胡虏”、“匈奴”的仇恨之深,甚至超过了汉朝人对匈奴的仇恨。例如《史记·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也只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     

《吴越春秋》讹误考辨

《吴越春秋》是一部较为完备而有条理地叙述吴越历史的专著。赵晔正是通过杂抄史书、熔汇传说、记录谣谚俚歌,进而驰骋想象,演绎了吴越两国兴亡、盛衰的历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功不可没。由于该书抄撮旧史,谬误之处不少。元徐天祜及清人已有所刊正,但尚有未曾辨正或失之简略,为此笔者曾将其舛讹之处,逐卷罗列,稍加考辨,现择其部分,记述如下。1.《吴越春秋》卷一,概述吴族世系,“……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作“熊遂”,系一人。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记录了这相异之处。考之吴世次,“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贞(《索隐》:“太伯至寿梦十九代,诸樊已(以)     

回眸相看“慈善”……

与经济繁荣相伴的，人们的精神富有也在加增，一个鲜明的标志是：慈善，在国人的心目中正回归神圣！慈善是什么？《辞源》上说是“仁慈善良”，《现代汉语辞典》说是“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这两个解释，大致意思都是行善积德，扶贫助残，救死扶伤，乐善好施。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我们世代传诵的行为规范之一。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慈善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糖衣炮弹”，被“狠批猛斗”，致使人们避之犹恐不及，谈“慈善”色变，直到人们几乎忘却了这个词。看一下大陆媒介，在1993年…     

论《狂人日记》的“格式”

《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中颇为“古怪”的一篇。他自己说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表现的深切”无疑是指内容——反封建的彻底性,这好理解;但“格式”即艺术形式的“特别”,表现在哪里?众说纷纭,却又都语焉不详,难以服人。刘绶松同志说:表现在“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严谨、洗练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57页)这未免牵强,与我国古典小说以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取胜的实际不符。     

“阴冷”的“悲哀”与“曲笔”的“亮色”——浅论鲁迅短篇小说《药》的主题思想和悲剧内涵

《药》是鲁迅在“五·四”前夜(1919年4月下旬)继《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之后创作的短篇力作。它以“表现深切”、震憾人心的巨大悲剧内涵和“格式特别”、独辟蹊径的明暗双线结构,矗起新文化运动又一文学丰碑。关于《药》的主题思想,似乎早已形成所谓定论了。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深刻悲剧”(西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弱点”(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不尽“潇洒”滚滚来……

像“出国潮”、“经商潮”一样，最近几年，“潇洒潮”也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穿着时髦新奇，乘坐豪华汽车，购买名牌服装，举止粗鲁无礼，出口脏话连串……一律都以“潇洒”冠之，甚至撞倒孕妇老者，抢占公共座位，也毫不睑红振振有词：“这才叫潇洒！”一时间，“潇洒地走一回”，“何不游戏人间”的歌声如缕不绝。可以说，潇洒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引进了误区，成为一种普遍的不良社会现象。“潇酒”一词，据《辞海》解释：洒脱、飘逸，它与“矜持”、“拘谨”相对。古人晁冲之《僧舍小山诗》云“此者绝潇洒，久参曹洞禅”。而《宋史·张洎传》…     

秋瑾“开枪拒捕”质疑

关于秋瑾被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开枪拒捕”。查清绍兴府知府贵福的“安民告示”曰:“……秋□竟敢开枪拒捕。”《民国人物传》的记述则更加具体:“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终因众寡悬殊,抵抗失败,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另一说“束手待毙”。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对秋瑾“束手待毙”深表惋惜,说:“……然瑾苟于此时召集体育会之学生,犹足以杀贵福而占领绍城,虽无大有为之处,犹愈于束手待毙。”这分明说秋瑾没有开枪拒捕,组织抵抗。此外,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也说秋瑾是“束手被拘”。     

论声训的定义及范围

声训是训诂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作为一种训诂方法,是任何谈训诂的人所必须涉及的。然而对此各家说法不一,有褒有贬。其代表性观点有: 陆宗达《训诂简论》:所谓“声训”,就是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该书111页)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解释,以达到探索词义来源的目的,叫声训。声训应当是用同根词作训释词,但汉代的某些声训往往选用一些偶然同     

读郁达夫论诗诗《李义山》

在周艾文、于听两同志合编的《郁达夫诗词抄》的第十二页里,有郁达夫先生的“论诗诗”七首,总题目是《盛夏闲居,读唐、宋以来各家诗。仿渔洋例,成诗八首录七》,分别评论了古代七位诗家的诗。他们是:李义山(商隐)、温飞卿(庭筠)、杜樊川(牧)、陆     

“偈”与“有诗为证”

在宋以后的白话小说中,常常是韵散夹杂的,在韵文部分的前头,写着“有诗为证”、“有赞为证”、“有赋为证”、“有词为证”等字样。这种格式在唐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格式的出现,我认为,与佛经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佛经的初传是在汉代,大盛于六朝。佛经的体制有三种:(1)全散的;(2)全韵的;(3)韵散夹杂的。其中第三种较多见。有的佛经中韵文部分多达几十处,《正法华经》中就有八十一处韵文。佛经中把韵的部分称为“偈”,有时又称“偈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但、只、就、便”

《老乞大》(以下简称《老》)、《朴通事》(以下简称《朴》)是元朝时候由朝鲜人写的汉语会话教材,明代有所修改,是为朝鲜人到中国经商办公事服务的,所据为当时北方官话。这两本书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来源的宝贵资料。本文谈的是其中的四个虚词“但、只、就、便”。它们的用法同现代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它们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将之放在一起讨论,或许对虚词发展史的研究有一点作用。下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说明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谈古汉语“有……者”句式

阅读古书时,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的语言现象,也就是一些习焉不察的问题.例如在阅读寓言故事《郑人买履》一文时,对“郑人有欲买履者”一句的解释就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有……者”的理解上。综合起来,     

简谈《马氏文通》的“位次”理论的影响

马建忠是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人,他的名著《马氏文通》(下称《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位次”理论始见于《文通》。、《文通》已问世八十多年了,人们对它的“位次”理论的看法一直存在着分歧。本文从简谈“位次”理论本身的是非入手,着重对这种理论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

在报刊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文章,他们在忽略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恰当地片面强调单纯靠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时,往往引证马克思的Jeder nach seinen Fahigkeiten(“各按所能”,或译“各据所能”)这半句话的错误译文“各尽所能”,似乎马克思在主张“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应“各尽所能”。其实,这完全是由错误的中译文产生的一种误解。例如,《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所刊《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以各尽所能为前提,它要求每个劳动者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主义劳动……。”     

《新齐谐》与袁枚的尊重个性思想

在乾隆时代的文坛上,袁枚是一个思想比较敏感的作家。他要求尊重个性,反抗封建传统的束缚;在创作上鄙薄摹拟,强调创新。这种思想倾向和创作主张,既贯穿于《小仓山房诗文集》和《随园诗话》等著作中,也反映在笔记小说《新齐谐》(即《子不语》)里。对于袁枚的《新齐谐》,历来看法并不一致。或者认为它“尽是拿仙鬼禽兽与人纠缠的笑话来开心”;或者认为它“记述鬼怪的恐怖,与托鬼言志迥不相同”;或者认为它“是供无聊消遣的神鬼怪异之谈,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等等。这样的结论未必公允。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创作毕竟是不能割裂的。尽管袁枚在《新齐谐》的自序中,曾经申明:“文史以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而且这本著作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