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的无为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无为论 ,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 ,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 ,就是“各当其分” ,各在其位 ,位称其能 ,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 ,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 ,不应以一己正天下而应任物自得 ,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 ,是郭象玄学的终极价值理想。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 ,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 ,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 ,就能复归于和谐。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关系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寓目成咏一时蔚然成风,钟嵘于《诗品》中首次使用了寓目辄书这一批评术语,阐明了中国诗歌强调以精深直觉去点悟即目印象的传统。这一新变与郭象哲学于相似的思想文化脉络之中生发而来。一方面,郭象哲学对逍遥的重新定义,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寓目辄书的兴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郭象哲学独标物各之有,发现了现实的审美对象,高扬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强调寓目之下的个体鲜活,是为寓目成咏对应之哲学阐释。作为一对桴鼓相应的文学现象,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开启的即物即真的审美观照方式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人生论视角看郭象玄学体系

由人生论视角发现郭象玄学体系起于独化而终于逍遥。独化是为宇宙万物生成之终极理则,性分联结独化与逍遥,为整合名教与自然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逍遥筑基于性分之上,其精义乃为“因顺必然就是自由”。自由与自由的否定在逍遥论中相互缠绕,体现了整个重学探讨人的独立与人的自由问题的理论困境。     

郭象哲学中的个体性与主体性之辨

郭象虽然没有提出＂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概念,但在其哲学思想中却存在着＂个体性＂与＂主体性＂的矛盾问题,本文试图揭示郭象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其在郭象哲学中的重要意义。郭象一方面在＂有物之域＂确立＂个体性＂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个体性＂价值实现的内在根据。因此,郭象所实现的＂逍遥＂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重新确立自己＂个体性＂价值的过程。     

试析郭象的独化范畴——兼论王弼、郭象本体论之异

郭象对庄子的本根之道作了消解,并对他之前的"无"本论和"有"本论进行了自觉的考察,进而提出了他的"独化"论,并以"有",即具体存在物作为独化的主体。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因范畴。此范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表相互参照义,其二是表相互联系义。相因范畴的存在表明郭象的"独化"论并非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有"之所以能够相对地独化,则是由"有"的自性,即"有-无"性决定的。郭象的"独化"论是一种具体本体论,它解决了本体之所以能够自本自根的问题,是区别于王弼"无"本论的共相本体论的。     

郭象玄学与东晋诗歌的审美追求

"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玄学的中心命题,它强调以超功利的心态对待天地万物,进而达到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追求内心宁静闲适的境界.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东晋诗歌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论郭象的是非观

郭象的是非观是通过对庄子是非之辨的注解而得以阐发的。郭象认为"成心"是是非产生的根源,并以相对的方法对是非的齐同进行了层层论证。因郭象的是非观服从于其适性逍遥的核心理论,故对是非齐同进行相对性论证的目的即在于对"成心"的肯认,并进而以顺任成心齐是非、言性足,最终则归结为对"性分自足"逍遥义的证成。郭象的是非观在理论上是对庄子是非之辨的重大歧出与有意误读。     

论郭象宇宙本体论的思辨结构

郭象哲学的主旨在于建立以“天理”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玄学理论体系。本文对郭象哲学的“有”、“无”、咱生”、“独化”、咱性”、“命”、“理”等范畴的内涵以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论证，并由此阐述了郭象宇宙本体论的思辨结构．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正始“与“正始之音”含义初探——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两段文字谈起

“正始之音”一词含义甚丰、用法多样，其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皆不止一端，与之相关的“正始”一词亦如是。“正始之音”可以用来表达“魏晋清谈”以外的其它含义，尽管陆游与王应麟曾对此提出过质疑，但却无法改变“正始之音”一词多义的历史现象。鉴于古今学者对“正始之音”一词的诸多误释或误读，有必要重新探其渊源、考其流变。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