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广告的现代性特征探讨

本文分析了民国广告的现代性特征,认为在民国上海城市现代性物质空间的作用下,民国广告通过现代物品、时尚、女性等符号化表征,建构了现代性想象空间。民国广告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了民国上海的消费文化,并因之改变了民国上海市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民国广告是促进进步的力量,但是消费和欲望的膨胀也显现了物质现代性的悖论,提醒我们今天注意。     

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概念和范畴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观念、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固有视野和观念来打开一种新的研究通道。文章对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张中良提出的"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的"‘民国性’内涵"作了学理化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学术性考察,并力图以文本分析来导向理论建设,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支点和理论视域。     

论民国词的新变及其文化意义

民国词史作为断代词史研究的空白点,是一个亟待我们深入开拓的新课题。与前代词相比较,民国词在词人主体、词作、词论以及创作生态等方面新变尤多。民国词既是千年词史的结穴,对词体文学具有承传意义,也具有心灵史价值,同时还具有历史文献价值。我们在考据与整理民国词文献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个案研究与综论研究,以期填补断代词史仅存的空白。     

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四书”题录研究

民国时期,"四书"文献题录形式多样,藏书、史志、举要、版本、鬻贩、索引等目录分类六个方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四书"目录学发展的情状,"四书"文献题录从内容到形式,融古今、兼内外,并存新旧、冲合中西,适为民国文献目录学时代境遇的生动映照。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民国“教育独立”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清末民初,政局腐败导致教育经费空前紧张,教育界人士不得已奋起反抗进而揭开了教育独立运动的序幕,追求学术自由、争取教育主体地位的教育独立思想遂在此间逐步形成。教育独立思想虽萌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但它的发生充分说明:当教育完全沦为政治附庸的时候,必然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空间与意义。在现今历史条件下,教育独立思想仍具有许多现实意义,回顾这段历史能够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带来许多有益启迪。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力图跳出政治话语干扰、接轨西方学术的文学史研究颇多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空白之点。在今天,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包括"民国机制"的阐释框架,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     

在争鸣中推进和深化民国文学研究——回应赵学勇教授《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

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研究范式,而非单纯的政治视角或文学视角;意在打破现代性观念的话语牢笼,打破“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统江山的学术格局,致力于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建构;意在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和中国文艺复兴的视野中,分析、理解和阐释民国文学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而“延安机制”恰恰是由民国机制的某种弹性和张力空间所造就,已逝文学史各种内外要件的复杂关联需要深入辨析.     

我国行业垄断性失业及其治理的改革思路

行业垄断和行业垄断性失业现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对行业垄断性失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并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行业垄断治理的新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对策。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民国中华邮政(1912—1937)的成就与局限探析

1912年,民国中华邮政成立后,发展比较健康和迅速,成为近代邮政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中华邮政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便利了民众的生活。虽然发展尚存在不平衡性和落后性,但在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百业萧条的形势下,与其他事业相比,中华邮政取得的成绩已属一个奇迹。     

经济增长与失业: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存在性检验

本文重点分析宏观调控体系中GDP、通胀与失业的关系.同时本文将利用古典变分法导出"软着陆"中通胀、GDP和失业这三个宏观调控重要指标的最优路径;研究表明,只要将隐性失业计入总失业,中国就存在一个稳定的奥肯关系;而只要奥肯关系存在,失业指标就已经被纳入宏观调控的体系之中.     

民国视阈中的“五四”新文学社团

民国成立以后,"五四"新文学社团表现出对作家的个人主义本位的现代社会身份定位和意图采用现代规范处理人事关系的努力,而在围绕各自主办或主导的文学期刊所形成的组织结构方面,逐步显示出适应民国所奠定的理论上的、其实也在实际中缓缓成型的现代社会的趋势。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下岗”向“失业”并轨中的难点与对策

从"下岗"向"失业"并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操作主体的责权不对称,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和改革成本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使并轨难度加大.只有从劳动力供求两个方面着手,通过发展经济,多形式、多渠道拓宽就业,尽快实施费改税,强化社会基层管理和服务,建立劳动预备役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保证"下岗"向"失业"并轨顺利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