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与"赔钱减刑"的制度化思考

"赔钱减刑"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但"赔钱减刑"的适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和规范依据,要树立以人为本的量刑理念,确定"赔钱减刑"的适用对象,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建立犯罪人人格调查制度,赋予被害人量刑参与权.     

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重构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检察监督的职责,但由于检察权在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层面配置不充分,使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不力,很多环节都表现出检察监督缺位。为此,需要从立法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减刑、假释法和司法上强调同步检察监督这两个层面对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进行重构,并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以保障其检察监督权的落实。     

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

减刑在性质上属于刑罚的变更而非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 ,其是对终审判决的修改 ,应归属于审判权的范畴 ,按照司法的程序进行运作。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减刑的适用是按照一种近似于行政报批程序来运作的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暗箱操作”、公开性和透明度的缺乏 ,公权力行使的恣意化 ,参与机制的缺失 ,以至于使减刑制度蜕变成了犯罪人逃避刑事制裁的一个“合法”途径。要对减刑的程序加以完善 ,使之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就必须以建构三角形的诉讼构造模式为目标 ,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对减刑程序进行改造     

对我国减刑制度的理性思考

减刑是减轻罪犯原判刑罚的一种刑事奖励制度 ,它在我国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 ,我国减刑制度在减刑的条件、减刑的撤销、减刑权的归属等方面都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我们很有必要对减刑制度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以有效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减刑制度     

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关于修改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说明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严重制约了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开展.     

行为对象理论述评及其实践意义

刑法中的行为对象理论来自并脱离于传统的犯罪对象.对于行为对象的概念内涵,目前学界主要有六种观点,经过梳理归纳,本文在对当前观点的评价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的比较研究,并且对行为对象的理论价值和司法适用实例做出了分析,希望对于该理论的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更广泛的适用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 ,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 ,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 ,历来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 ,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 ,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 ,加强对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 ,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美国治理少年犯罪的恢复性司法及其借鉴

恢复性司法是从国外兴起的一种司法理论和程序,其目标是恢复受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美国治理少年犯罪的实践中采用调解会议、少年法庭等恢复性司法措施,降低了罪错少年的再犯率及犯罪程度。我国在少年司法制度中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有一定可行性,符合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司法方针及和谐、恤幼的文化传统,能够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丰富纠纷解决方式、节约司法资源。我国构建恢复性少年司法程序时,要合理设置所适用案件的范围,注重与传统司法程序的衔接,确保少年司法机构的专业性及当事人参与的自愿性。     

关于犯罪客体功能的二维思考

长久以来,犯罪客体始终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存在于刑法理论当中。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犯罪客体要件,认为犯罪客体对于犯罪的认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将其评价为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然而,犯罪客体不仅在司法层面对于认定犯罪来说具有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作用,在立法层面,犯罪客体亦是法定刑设置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去审视犯罪客体,才能全面揭示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建构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根植于文化,超越了立法,对刑事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优点在于符合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犯罪的认知,易于为一般人接受;缺点在于有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且行为性质的认定容易产生分歧.如果在特定理论的指导下,把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按照一定的标准体系化,我们就能准确地把握各类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加深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立法和司法工作.     

浅析犯罪对象的概念与存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对象对定罪和量刑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中,犯罪对象问题一直被置于犯罪客体之下。我国的刑法学教科书中有关犯罪对象的内容都很简单,只是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顺便提及并作了一些简单区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存在诸多分歧。     

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对犯罪论体系的适用存在着自行其是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不合拍所致。为此,我们需要转向实然的司法实务之所用,从学科体系上明确我国犯罪论体系之主流地位;从处断思路上借鉴德日体系从客观到主观分析事案之逻辑结构;从研习路径上打破部门法藩篱进而实现刑事一体化之研究态势,从而树立司法者处断中国案件适用中国犯罪论法律体系的理论和思维。     

得与失: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议题述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立法工作已告完成,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的首要议题已由探究合理的立法方案转为拟定细致的贯彻实施对策。从长远看,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得与失都将对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理性剖析其间的制度创新和立法缺憾不仅是理解新法条文的必经过程,而且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宝贵契机。     

受贿犯罪形态及司法认定——兼谈"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问题

受贿犯罪形态问题,始终是理论上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受贿犯罪既遂、未遂和中止的界定标准在理论界更是争论不休.如果不关注司法实践,不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纯粹的理论探讨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受贿犯罪又出现了新的种类,犯罪形态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无法认识和评价新的受贿犯罪形态和犯罪类型.     

浅论网络犯罪案件的刑事管辖权

网络犯罪与其具有的辐射性、虚拟性、全球性等特点已经动摇了现有的刑事管辖权的基础,传统理论不仅无法统领各国网络犯罪管辖权的司法实践,而且不利于打击网络犯罪.对传统刑事管辖理论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探讨和寻找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以惩罚和防控日趋蔓延的网络犯罪已刻不容缓.     

转化犯的刑法新界说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所独有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发生转变后罪数形态的概括。转化犯的提出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目前我国罪数形态理论还存在一定争议的情况下，对转化犯一定要进行准确的界定。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

中国少年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少年法庭时代与后少年法庭时代两个时期,但总的来看,其兴起主要开始于1978年以来的30年.少年司法研究已经成为超越犯罪学领域的独立议题,并已经具备了引领刑事法学发展的潜力.30年来的少年司法研究还具有促成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融合的特点,这将为犯罪学提供走出应用功能缺失困境的路径.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刍议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是困扰刑法学界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对现代刑事法治和罪刑法定的冀望中,刑法学界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给予了批判和反思,诸多学者将社会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之反动,社会危害性在罪刑法定面前迅速"祛魅"。然而,在争议远未止息的今天,这种全面否定社会危害性刑法地位并将其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对社会危害性本身的理解,应站在理性的立场,注重其功能的还原。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出罪功能,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具有理论魅力。     

对辩诉交易正义理念的再思考

在阐述实行辨诉交易的理论前提基础上 ,提出辨诉交易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司法官更有效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其意义在于推进司法整体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