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东南亚地方政府模式变革和国家发展治理

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战后独立以来的发展一直存在二元化问题。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地方政府过于微弱。所以在国家发展目标确立和发展计划推行上多依赖于中央集权的力量,地方政府由于多是农业区,掌握资源有限,所以力量微弱。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发展,国家发展治理就不可能实现。地方政府在国家发展治理中是中央政府有益的伙伴,通过确立伙伴关系,加强对地方行政人员的培训,实现政府体系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发展。     

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困境分析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从长远来看,以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为重要依托的全球治理将会成为传统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最有力的挑战者.然而,当前"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处于重重困境.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明显差异;其次,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问题相互联动,极其复杂;再次,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人们对全球市民社会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心存疑虑.     

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英文对应词都是civil society,但实际上＂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意指不同的组织和领域。在当今中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指向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组织,指向经济领域。     

东盟与东南亚的海洋治理

东南亚海域是一个大国利益聚集、各类海洋挑战凸显、域内国家矛盾重重的区域,海洋治理难度极大。面对诸多挑战,近年来东盟沿着一体化的路径多渠道入手开展区域海洋治理。目前,东盟在应对东南亚海域各类海洋挑战方面的合作已经展开,东盟还构建并逐步完善了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并加强了与区域外部大国的海洋治理合作。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各成员国协商一致、归属于一体化进程下的功能合作、区域外部大国共同参与。     

市民社会与国家: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关于市民社会及其同国家关系的讨论日趋炽盛,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基础,剖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内涵,并进而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从公民社会的维度分析

转型社会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间所处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多元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受到削弱,公民得以广泛参与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脆弱的国家治理能力无力保证社会的公共安全,而尚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自治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力量。思考完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自治角色,不仅可以拓展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视角,还可以有效预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侵害,维护公民社会自身安全,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存在不足,必须加以改进。     

全球治理、WTO与跨国公民社会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机构应运而生,跨国公民社会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双方的合作与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现象。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表明,性质不同的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建构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表现出全球化时代政府、市场与社会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跨国公民社会虽然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新兴政治力量,但不能对其作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评价,必须理清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政治立场。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当代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格局变化

东南亚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由殖民地经济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迈进.现在,东南亚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新加坡率先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后起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当前,东南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格局性变化,东南亚已成为亚太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和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制度创新,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东南亚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个建立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以政治参与的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与共治等为显著特点的参与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已经显露雏形,并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而走向成熟,这为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东亚模式与东南亚金融动荡

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赶超战略、依赖外向型经济和吸收过量外资。这些因素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动荡     

协同语境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双赢策略

复杂的社会管理要求政府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各项活动,以互动的方式,将分化的各利益集团引入可控的体制轨道之中,最终改变多元利益集团因自由竞争而导致的无序状态。目前,公民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等,都为协同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实施适时地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努力探求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举措——建立协同基础、优化协同环境、构建协同模式、实现协同运行的平衡等,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移居东南亚的云南人

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山水相连,历史上,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从海路进入东南亚的同时,一些居住在云南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汉族和回族的居民也沿着陆路进入东南亚,并定居在那里。这些云南人是什么时候和因什么原因迁到东南亚去的?他们在东南亚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本文对这个颇具特色的群体的历史和现状作一个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