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直系军阀的泛地方主义

直系军阀的地方主义不是典型的、单纯的省区主义,省区籍贯只是形成直系地方主义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这种泛地方主义是地方主义概念外延的扩展,其实质没有变化。它既是直系军阀维系其内部团结的凝聚力,也是其操纵国家政权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省区与省区、省区与中央的利害关系。     

明清胶东望族的道德文化生态考察--以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为视角

传统文化对明清胶东望族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促其形成了饱含道德特质的家族文化。胶东望族的道德文化十分丰富,本文仅以科举、战乱和商业为例,揭示其艰苦奋斗、仁爱英勇、求是豁达等道德品质。家族组织的构建、对社会教育的捐助以及社会的积极回应推动了道德文化的传承,但战乱、资财、隐逸等因素亦对其产生了冲击,如此形成了彼时道德文化的传承生态。胶东望族的道德文化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共性,映照出大一统时代下的明清道德文化的基本特征。     

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对张学良重大决策的影响

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里,爱国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地方主义居于从属地位。东北易帜体现了张学良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作出不抵抗决定的则主要是地方主义因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他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     

试析加拿大地方主义经久不衰的机制性原因

本文通过对加拿大联邦内阁、议会、法院等权力机构和政党、选举制度等权力运行保障体系以及新兴的行政联邦主义等因素的分析 ,试图说明 :加拿大之所以长期为地方主义所困 ,除了历史、政治、民族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外 ,在它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端 ,正是这些弊端阻塞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 ,使地方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联邦中央表达出来 ,从而在各地以地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外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的理论范式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是加拿大史学家的重要课题,学术流派众多。只有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关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各方面研究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标准作类型化处理,才能对其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首先,西部加拿大是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而存在的问题取决于问题所处的语境;其次,对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有着两种基本不同的学术倾向;再者,从理想形式的角度看,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研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四种研究类型。     

中央苏区的分田运动与地方主义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苏区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地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受到传统乡族关系和矛盾因素的深刻制约,在分田的过程中出现了乱打土豪、乱划阶级和假分田、乱分田等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地方主义问题的存在,集中体现了传统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观念和地权私有观念对现代阶级革命的严重影响,表明当时中共分田政策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并未得到彻底实现,反映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     

对代议制的解构--以制度的民主性为考察视角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形式,经历了从雅典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的漫长发展过程。直接民主最符合民众的普遍期待,却因太过理想化而未能在现实的政治土壤上生根发芽。代议制民主虽然借鉴和吸纳了直接民主思想的合理部分,并获得了实践的可操作性,但仍存在实质上的少数人专政以及阶级立法等缺憾。透过民主的历史足迹,对当下的代议制进行解构发现,代议制包含民主与独裁两个动态的因子,面对具体公共事务,民主制下也存在独断的处理方式。     

割据的时代——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的成因分析

地方主义自古有之，民国时期尤其盛行。当时的地方主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就其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     

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国家转型与建设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发生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果说联邦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认同与推行联省自治运动的外来学理依据,那么对于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后来的地方军阀而言,影响他们认同联省自治运动的则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联邦制理论主要希望通过省自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宪政国家,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地方主义的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地方军阀在省区的既得利益.地方主义既为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国找到一定落脚点,但又制约着联省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联邦制运动的力量基础不一,最终形成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困境     

民初川省地方主义在自治运动期间出现的条件

民国初年四川地方主义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无序状态的表现之一。本文对其形成条件进行多视角探讨。民初出现四川地方主义有其历史渊源,这种历史因素经时局动荡而激活。自然、经济、文化诸因素也是其形成要因。     

从语言关联性透视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语言与文化紧密联系。文化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与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语言现象剖析了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几点差异。     

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产业化方式进行生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众读本。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合理性,它打破了文化精英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并具有娱乐功能。但是,大众文化是非个性的文化,并且它还导致了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同一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因此,我们必须对大众文化进行积极引导,使其能健康发展。     

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

《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开眼看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开辟新领域。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多样化,摒弃绝对化的研究模式和引进非史学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书中关于广东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亦新亦旧、有得有失的方法”,“呈现出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特征”等论点和论述,以及对“地方主义”和“地方实力派”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的总体定位,均体现了作者不囿成见与追求新知的勇气,为作者及后来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现象解读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商业效益原则和全球性文化互动大规模“制造”的产物,它在当代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只有洞悉它生成的语境,领会其内涵的“为何”,才能明晰它的“何为”,才能提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错位”意识,并对大众文化现象作出适当评判。     

文化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文化认同"辨识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历史现象,其实质就是以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来巩固或瓦解被一定文化所濡养的政治实体,因此需要加以认真地区别对待。与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蒂,民族文化认同历时态地孕育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及其特征。作为一个深生态阈的学理问题,民族文化认同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发微。在关系论视域中,作为文化现代化的实践理性的民族文化认同,契合的是中西文化各自文明合法化的必然性;作为形式上与民族文化认同相悖或伦理价值上与现代性一致的文化全球化,整合的是中西文化彼此承认及其更高层次上和解的可能性;而作为文化现代化的理论理性及其深层发生机理的现代性,却扮演沟通和圆融二者的角色。当代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必须在理论承诺中开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并进一步勾画出问题意识。     

从汉语字词看孝文化的内涵

本文从"孝"字本身的意义入手,仔细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包括上、中、下、内、外等方向的内涵以及特殊的对死者的孝内涵。     

从法国兴业银行巨额损失案看金融业的经营文化融合

操作风险近年来对金融业频频造成巨大冲击,但传统理论对此类风险并无系统论述,也无专门的操作风险化解技术予以解决。操作风险在当前成为金融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金融集团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因素,是因为在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各个金融子行业之间经营文化未能有效融合所致。化解操作风险的直接手段在于加强内控机制,但其根本途径在于整合金融机构的经营文化,使之统一到安全、流动和盈利性统一的原则之下。     

从“我慢”一词词义中看日本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日本人的文化和性格中存在深刻的矛盾性,从日语中常用的“我慢（かまん）”一词的本意变迁来论述这点。词的本意和词意的变异,一词含有几乎相反但是又有密切联系的两种意义充分证明了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和兼容性以及创造性。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涉及到种种道德问题,安乐死在我国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我国儒、道两家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从文化渊源解读中美民族性格差异

随着中国的入世,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认识并理解中美各自的民族性格,如中国的群体意识、美国的个体意识,中国人的中和意识与美国人的竞争意识,探寻形成各自性格特点的文化渊源,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