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论中国现代散文从叙事向抒情的转换

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经过了一个从叙事到抒情的风格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也是作家意识形态的转换，是作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话语方式。因此，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呈现出散文在创建主流话语过程中的努力。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的散文创作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体现者，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个人抒情叙事消融入社会的宏大声音之中；以明喻为主要修辞手段的显在象征；虚幻的诗意。这其中的艺术得失值得人们进一步总结     

冯乃超与济南惨案

冯乃超是对济南惨案最为关注的左翼作家.他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以往被简单地视为标语口号化创作倾向的产物.但这组作品中的某些关键字句与当时的中共文件表述之间实则有着微妙的呼应关系,丛中可以显现出中共对济案应时策略的变化对于作者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左翼作家面对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冲突时的复杂心态提供了一种途径.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涵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涵义包括:无产阶级是一个贫困化的阶级、一个受劳动折磨的阶级、一个"人的完全丧失"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先进性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导才能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阶级。     

革命历史书写中个人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错位对接——《青春之歌》初版本与再版本内在冲突考辨

《青春之歌》的初版本与再版本在内容上有诸多的不协调之处,这一结果的出现,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林道静这一形象在两个版本中角色定位的内在冲突。再版本中的林道静已偏离了作家的写作初衷与原有的形象发展轨道,这反映了作品写作年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个人话语的制约与修正。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当代文学写作转型中的道德关怀

逐步确定个人性日常生活价值对群体性社会价值的优先性,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写作道德关怀的转型性特征.这也是一个去除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回到个人日常生活道德秩序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当代文学写作游离了传统道德精神.当代作家参与到当代道德话语建构的对话中,其前提是要保持自我立场,不为欲望化生活所吞没.因此,有必要强调作家在写作中的道德主体意识,强调作家在写作中和流行的个体价值展开对话.当代文学写作也可以由此寻求重建文学道德精神的进路.     

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联系义和团运动,初步思考了一个我认为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有三种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的阶级力量,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主要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农民为主体,先后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和义     

1922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熟

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个要素成熟于1922年，即中国无产阶级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在1922年，同时中国共产党确定并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与国民党合作，因而部分地实现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始于1922年；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在1922年；中国革命正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在1922年。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熟于1922年。     

“正名”和“做事”:以码头工人为例看民国前期工会与旧式工人团体的关系——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工会组织以阶级为基础团结工人的信念与中国城市苦力工人中传统的行会、帮口、帮会等旧式的小团体存在天然的差异和紧张感,如何处理与这些旧式工人团体的关系,是面临发动广大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本文结合与码头工人相关的历史文献,在一个具体的行业环境中就民国前期共产党工会如何处理与行帮一类的旧式工人团体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尝试对当代劳工研究中阶级政治话语的再现做出回应。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

研究苏童、贾平凹、张贤亮、张弦、莫言、李佩甫等作家笔下的身体话语,应该对他们从个人快感的实现、男女性别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场域三个角度,以"暴力"、"奴役"、"占有"等为关键词,研究身体政治中的征服、征用和授受等关系,来描绘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话语内部的权力关系图谱,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进行宏观阐释,这样才能归化于更大的民族体、国家体、阶级体而获得意义.     

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

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从主导倾向来看,本世纪的中国作家,主要表现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但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具体作家的心态又是复杂的,往往表现出矛盾性与多面性。文学作品的成功,必须以自由与真诚为有效的心态保障,而在本世纪,却有这样三种心态影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即政治禁忌心态、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与宗派心态。就文学创作而言,只有设法排除这些非文学心态的干扰,才能写出成功之作;从研究来看,也只有注重从多方面入手把握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将作家恢复到有着整体生命状态的个人予以观照,才能使文学研究更为切合实际。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情味

尊重人、理理人、关心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讲究人情味,做到以情感人,是贯彻这一原则的首要内容。 一、贯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基本原则,必须讲究人情味,做到以情感人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似乎一提到人情味,一提到人格、人性、人权,似乎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和无产阶级的异化物,似乎无产阶级只能讲火药味和斗争哲学,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实每个人既具有阶级属性,也具有人的共性。就阶级属性而言,无产阶级最讲阶级情谊;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