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末诗人的生态及诗界革命发生的诗歌原因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汉诗改良运动。社会的动荡造成文人生态的恶劣,政治与文化上的大转型和大动乱导致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大变化,文人由中心地位沦落到边缘地位。文人的生存境遇的巨变导致诗歌的巨变。文人的优越地位被颠覆后,格律诗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导致汉诗僵化保守。文坛及诗坛的保守势力严重影响了汉诗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影响着汉诗适应新的时代。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诗界革命产生的是古代汉诗范畴中的近代诗歌而不是现代汉诗范畴中的现代诗歌。     

论汉诗日译的方法——以杜甫的《春望》为例

汉诗深受日本人喜爱。由于学界对于汉诗日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如何有效地翻译汉诗供日本人欣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杜甫的汉诗为例,从古典日语语法、日语音韵学、比较语言学、日本语史和相关翻译理论角度,对汉诗日译做到信、达、雅的方法和要领进行了探讨。     

想象"春天"的不同方式 ——古典汉诗与现代汉诗"词"之差异论

词语"春天"作为研究个案和切入点,通过对古代诗人杜甫和现代诗人赵野创作的同题诗《春望》的细读,以及对书写"春天"的古今汉语诗歌的整体观照,试图辨析"词"在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中的差异与不同,并揭示产生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词"的特质和功能的变化.     

论回文诗的文体源流和文体价值

在古今汉语诗歌中都有大量回文诗 ,特别是在古代汉诗中回文诗受到生活在民间的文人诗人的青睐。回文诗体具有特殊的文体价值 ,是汉诗正统诗体的必要补充 ,不仅丰富了“诗言志”、“诗缘情”等汉诗的抒情内容 ,而且还使汉诗的功能由单一的教化向包括游戏娱乐的多元功能转化 ,冲淡了汉诗的高度严肃性 ,将汉诗世俗化 ,也为汉诗文体更艺术性发展开辟了道路     

译者的隐身？ 彰显？——谈汉诗英译的归化与异化

诗歌的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而关于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在汉诗英译的问题上,究竟是该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一直是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局限性的探讨,结合实例分析得出结论：在古典诗歌英译的问题上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如果全部通过归化的方法来译,则会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还是采用异化的方法更为妥当。     

三首《小雅·采薇》英译的赏析

本文通过结合对<小稚·采薇>原诗的解读,对该诗的三篇英语译文进行了赏析和比较.作者认为,译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秉着"信、达、雅"的标准,尽量体现原诗的"音美、形美、意美",那么这首译诗就是成功的.     

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越南历代汉诗概说(2)

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看去，越南汉诗不过两大倾向：即对于宗主国的离心或向心。表现离心倾向的作品，是争战、分裂和对抗的产物，是其民族独立意识的结果，以李常杰《南国山河》和邓容《感怀》为代表，作品尽管很少，却颇有分量和杀伤力。其抗元之诗则让人同情。     

古汉诗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

模糊性既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又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中国古诗语言模糊性在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层面都有所体现。语言模糊理论对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把握原诗语言不同层面上的模糊性,同时充分考虑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采取恰当翻译手段,在译入语中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诗语言的模糊美。     

崔致远汉诗中的生命意识

崔致远在韩国文坛被誉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东国儒宗”、“百世之师”。结合崔致远西行入唐和东归祖国的生涯轨迹，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分析其汉文诗代表作，可以探寻出其中所蕴含的种种生命意识，发掘其中内在的哲学意蕴和超越性的精神品质，对后人诗性的智慧与生命的省思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朝鲜历代汉诗概观(1)

朝鲜半岛与中国渊源极深。历史上，朝鲜人民用汉字写诗作文，与中国并无二致。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访故国所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中国《诗经》的体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新罗作为唐属国，前往长安求学的士子众多，汉诗兴盛，崔致远是其杰出诗人。     

新诗是一场失败吗?——中国新诗的基本经验——第二届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研讨会观点汇集(节选)

八位与会者从诗学、社会学、新诗历史、现代诗审美意识等角度,阐述了我国新诗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季羡林等关于中国新诗失败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新诗是一场失败吗？——中国新诗的基本经验——第二届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研讨会观点汇集（节选）

八位与会者从诗学、社会学、新诗历史、现代诗审美意识等角度,阐述了我国新诗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季羡林等关于中国新诗失败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论唐代的咏蜀汉诗

在唐代众多咏叹蜀汉历史人物的诗作中,诗人对蜀汉君臣人物强烈的崇拜与向往,反映在对贤相诸葛亮的称颂与对君臣遇合的钦慕两个方面.在诗人的心目中,辅佐先主刘备、鞠躬尽瘁的军师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忠君爱国的道德典范;刘备仁德爱民、礼贤下士的情操,以及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也成为了士人们争相歌颂的重点.而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歌、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的影响

庞德作为西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将,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并为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他受益匪浅,通过学习、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独特的句法结构,逐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并将之运用到诗歌创作实践中,开了西方意象派诗歌之先河.     

语言模糊性与古汉诗英译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的这一特性对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语言模糊性导致翻译的模糊性。中国古代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模糊语言,在古汉诗英译中要充分理解原诗语言的模糊性,同时考虑汉英两种语言间模糊性的差异,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模糊的、动态的对等。     

苗歌话语与汉诗话语的对接——谈苗歌文献的现状走向、认同融汇和解构整理

作为苗族话语的苗歌一直是用汉诗话语去解构的,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历史的必然。随着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多元文化状态逐渐被大一统化,因此各种少数民族文化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于是认清苗歌文化的现状和走向,如何在收集整理苗歌文献中更好地去解构、融汇和传承苗族文化的精髓,成为苗歌文献整理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夏目漱石与汉文学

夏目漱石自小深受汉文学的熏陶,有雄厚的汉学基础,虽然他大学里学的是英语,又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但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根基。他把《左传》等的表现手法用到自己的小说中,丰富了自己的文学,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文学的潮流如大河泥沙般倾泻在当今的日本时,他的文学既没有被冲走,也没有被淹没。“中国古典文学是把他引上文学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场”。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与汉诗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对汉诗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诗歌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表现出行情景和心理的,并反映了汉代人民在走马驰逐中追求快感、通过出行观光来愉悦心灵和出行时重排场讲气派以自我炫耀的风习;汉诗对出行之艰险的描写和感叹、对时人惜别思乡心理和自由行游于四海九天之愿望的表达,都与汉代交通行旅风俗有着密切联系.     

汉诗英译中的审美移情

移情是人们审美认知必然要经历的心理过程。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直接而带感情地把握感性观照对象,将与之类比的自己的感情,从自己内部投射给对象,并且把它当作属于对象的东西来体验。这种独特的精神活动就叫移情。诗词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文化的文学再创作过程,同样也少不了审美主体——译者的移情,汉诗英译中的审美移情包括移情于景、移情于物、移情及人三个方面。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越南历代汉诗概说(3)

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看去,越南汉诗不过两大倾向:即对于宗主国的离心或向心。表现出向心倾向的作品,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亲和力的产物,是文化认同感以及历代南迁者的民族认同感的结晶,大概可以胡季《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范汝翼《题新学馆》、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光》和邓陈琨《征妇吟曲》为代表,以篇目计,占了越南汉诗的绝大部分,其情思韵致与中国诗歌水乳交融,往往见不出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