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人力资本、要素价格与配置效率

要素相对价格左右着要素配置效率,是影响TFP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劳动要素细分为普通劳动与人力资本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估计31个省市TFP变动,据以观察要素配置效率对TFP的影响,模拟要素价格在其中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1)2003年以来要素配置效率呈负增长,是TFP增长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2)东部TFP增长率高于中西部且差距趋于扩大,与此相伴随的是东西部之间要素配置效率差异以更快的速度趋于扩大,进一步表明要素配置效率对TFP增长的制约;(3)要素价格是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直接原因,要素价格的扭曲在现阶段总体上表现为物质资本要素价格相对偏高;(4)分别模拟物质资本价格下降、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价格上升,结果显示均改善了要素配置效率并相应地实现TFP增长,其中物质资本价格下降起着最显著的改善作用。为此,要重视市场环境建设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从要素配置效率上推动TFP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乡村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城乡高质量融合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作用机制,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高质量融合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可显著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且要素市场化配置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地理区位、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性。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经典TOPSIS模型改进为PFHWD-TOPSIS模型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对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各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差异的σ收敛特征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GDP、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开放水平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     

数字供应链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文章在构建2011—2021年30个省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探析了数字供应链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是数字供应链金融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部、高市场化程度、高信息化水平地区,数字供应链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变化机制与政府干预效应

本文利用改进的APG模型框架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进行分解和测算,并针对导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是：技术效率和企业净进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要素配置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验证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是,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这种干预效应总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更为细致的分解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于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对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呈U型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全面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部门的扭曲性影响,是维持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改革措施。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及创新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联评价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制造业创新效率,实证检验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不断提高,区域间呈现东—中—西的梯级差异,东北地区产业融合度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制造业创新效率稳步提升,区域间呈现东—中—西—东北的阶梯分布;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呈现依次减弱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呈现负向影响。     

我国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用面板数据模型计算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其行业影响因素的结果表明:行业外商固定资产净值与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产业垄断程度尤其是外资高技术、资本密集产业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因此,在充分发挥外资有效配置资金作用的同时应防止外商对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的垄断,同时政府应适时发布资本市场相关信息,避免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影响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技术进步偏向、要素配置偏向与我国TFP的增长

本文在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的假定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偏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78-2012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加约2.10%,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偏向资本的趋势,要素配置总体上也同样呈现出偏向资本的趋势,两者的方向基本一致。技术进步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期初的促进转变为抑制,要素配置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2004年以前为正值,2004年以后变为负值,即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投入偏向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交互效应却由抑制逐渐转变为促进,表明我国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慢慢由不匹配转为匹配,我国的技术进步正朝着适宜的方向发展。     

中国数字产业效率的地区差异与敛散特征

文章在界定数字产业效率概念的基础上,从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uper-SBM模型、泰尔指数分解法、β收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数字产业效率的地区差异与敛散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效率水平呈现“东—中—西”逐渐降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全国总体及三大地区区域内数字产业效率差异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呈现东中部地区间逐渐缩小,东西部地区间、中西部地区间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及三大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且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东部、中部地区收敛速度较慢。     

数字金融、产业融合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调整样本、替换检验年份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创新能力以及高市场化程度省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融合是数字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文章采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创新创业能力较强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间接促进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且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上的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2016年以后及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是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交通基础设施、FDI与中国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7年省级层面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经济、人力资本以及FDI等要素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产业集聚影响因子,诸如运输成本(交通基础设施、洲际区位)、规模经济、人力资源禀赋等因素得到验证,同时我们发现FDI也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布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