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侗杂居地区族群互动与文化演变

族群互动和文化演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侗杂居的侗款——七百苗寨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再现了各村的迁徙史和历史上的族群互动,又以民族成分演变为着眼点,结合各寨关于瘟疫、兵灾的历史记忆和对村寨现状的观察,勾勒出七百苗寨苗、侗、汉三种民族成分互相融合、消长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补拉”制度：侗族社会之宗法制度

“补拉”制度就是侗族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宗法制度,既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一样具有宗法制度的一些共有的一般性规律和特点,又表现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补拉”,侗语称之为“buxladx”,意为“父亲与儿子”,转译成汉语时习惯称为“房族”。“补拉”组织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成员相传有一个共同的“补”(祖父、曾祖、高祖),相互之间便具有同姓同宗的近亲血缘关系。侗族习惯聚族而居,聚寨而居,历史上古老的寨子开始时都是单一“补拉”居住的村寨。后随宗族人口增扩,大“补拉”分拆成数个小“补拉”,或者缘于外宗、外姓家产的迁入、繁衍,村…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民族地区祭祀仪式的功能及其现实困境探析

民族地区的祭祀仪式曾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整合共同体、建构民族传统权威等重要功能。然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其面临信仰的合法性基础流失,功能趋于衰减的现实困境,一些民族村寨亦因此步入凋敝。由于重建民族地区新的精神象征体系并不容易,传统的民族祭祀仪式还将长期存在,但民族地区民众的焦虑心理该如何缓解,民族村寨该如何重新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却不容回避。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民族村寨广场的社会功能

作为建筑布局的重要部分和中心,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村落广场,虽然粗陋得不起眼,然其社会功能仍然突出,可分为村寨的核心和活动的场所两种:寨桩所在地、政治权威所在地和集市贸易地是表明其为村寨核心的主要内容,而集会、祭祀、歌舞、竞技和游戏等活动都是在村寨广场上举行,可见广场与民族村寨村民的居家生活血肉相连.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南岭走廊是一条多民族走廊,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了既有共同性又有民族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共生民族关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后脱贫时代,南岭走廊区域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向乡村振兴的阵地。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基层权威的逐渐丧失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出现了缝隙,进而带来了系列社会治理困境,产生了治理危机。不管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是“生态振兴”,归根结底要依靠“治理有效”衡量乡村振兴。在构建治理共同体框架范围内,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引入协同治理、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夯实集体经济可为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基层治理注入曙光。     

乡村旅游发展与民族传统艺术变迁——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

作为一种全球化消费文化形态,日渐兴起的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文化尤其是对民族村寨中的传统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湘西德夯苗族村寨而言,其传统艺术是基于苗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村寨日常生活文化运行机制而生成和存显的,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乡村旅游的影响,苗族传统艺术逐渐从原来的村寨日常生活文化生态走向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其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原本仅仅作为苗族村民节日仪式或者日常娱乐方式的传统艺术,现都被重塑成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舞台展演是这种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苗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和存显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的状态之中.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日本终身雇佣制与中国固定工制度的异同及其改革

日本终身雇佣制与中国传统固定工制度形式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具体运作过程和实际内容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在其相通点上暴露出了共同的、无法克服的弊病,二者的差别对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保持较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二者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产物的固定工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然被放弃;终身雇佣制也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知识技术经济兴起和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形势的要求,其弊病日益暴露出来。日本对终身雇佣制的改革以及该制度所特有的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的多层次用工体系、企业承担消化富余人员的社会责任等,对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及搞好“再就业工程”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重塑：基于“价值-制度-角色”三维框架的分析

强化责任并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总纲领,厘清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意义重大。既有的学术研究,缺乏将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制度－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振兴中的政府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新结构和新问题,认为依托“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中政府履责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基层政府自利人角色困境的三重桎梏,阻碍了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应该加快价值理念重构、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权威重塑,实现自身角色重构和责任回归,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创新性传承与滇藏川交接地乡村反贫困优化路径

研究表明,立足于民族村寨的特色经济发展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为表征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既是民族乡村特色经济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和谐互动发展的重要纽带。     

京族传统翁村制村民自治的现代考察

京族传统翁村制是京族传统社会带有原始氏族社会性质的长老制度，是海村村民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具有较深厚基层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村民自治制度，深深地植根于京族部落的传统文化和乡村土壤之中。由于国家权力向乡村部落的渗透下移，目前“翁村”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职能范围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迁移，但仍在海村京族人生活中发挥着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可完全替代的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传统与现代化不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断的“连续体”。只有正确处理好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经验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 ,才能确立起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框架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