樽井藤吉的中国认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积极对外扩张,延展在东亚的利权,此时樽井藤吉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即同朝鲜合邦同中国合纵,认为中日合作对抗西方才是“大东合邦”的真实目的。但在日本政府吞并朝鲜、不断拓展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下,樽井藤吉的中国认知最终变成了一种奢望与美好的愿景。     

论梁启超的“自由观”及其可能的盲区——以《论自由》与《新民说》为核心的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向中国引介西方自由概念的重要人物。他最初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自由等同于强权者的为所欲为与放纵。但是不久之后他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就发生变化,指出自由必须是人人共享的价值,强调"人人自由"的重要。而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概念。它既指法律保障下的自我选择,也是"真正自我"与个性的展现;它同时还包含民主的意涵,最后它还意指团体自由尤其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梁启超对于这些不同意涵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甚至矛盾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他在无意识中似乎认为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能够比较容易达致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在这方面可以说他过于乐观。尤其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梁启超理解中的这一盲区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对自由概念本身的歪曲。     

论孟称舜的戏曲理论——以《古今名剧合选》序及评点为视点

孟称舜选编的《古今名剧合选》是一部元明杂剧选集,集选本与评点为一体,集中体现了孟称舜的戏曲观。在该选集的序言及评点中,孟称舜的戏曲当行论和风格论尤值得重视。其当行论表达了戏曲创作如何达到“当行”的见解,涉及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戏曲语言等方面。风格论方面,他明确提出戏曲的两种风格——婉丽和雄爽,否定风格优劣论,否定“北主劲切,南主柔远”,主张风格应以作品分而不应以地域分,主张作家风格具有多样性,在具体评点中,对作家具体作品风格和整体创作风格的评价较为中肯。孟称舜的戏曲理论,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影响深远。     

论密尔的《论自由》对哈代的影响——以《无名的裘德》为例

约翰·密尔是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论自由》集中体现了其哲学思想中的自由理论体系。托马斯·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晚年以《无名的裘德》开拓了英国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哈代文学创作的思想受到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度影响,这在《无名的裘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认真探究《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哈代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由理论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晋诸子"论"体考述——以《文心雕龙·论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将诸子与"论"文分体,这种分别是从学术上的区划,所谓"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就学术史而言,汉晋学术精华在于玄学,作为玄学之主要载体的汉晋玄论,向乏条理.依据《文心雕龙》所述次第,考述汉晋诸子"论"体,可以见出其后隐蔽的文学史及文体辨析观念.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何承天军事思想论析——以《安边论》为中心

南北朝争斗初期,何承天立足于刘宋政权的军政现实,汲取前代及当代与北方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撰著《安边论》一文,着重提出和全面阐述了"安边制敌"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刘宋及整个南朝的军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苏轼的易象与意象——以《苏氏易传·井》卦释义与“井”象为中心

在《周易.井》卦的阐释史上,一般都将此卦作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井》卦在阐释者笔下一般具有以下四种象征意义:养而不穷、井有常德、中正高洁、举贤任能。苏轼在《苏氏易传》中对《井》卦的阐释极为独特,其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在士人成为"弃井"之后,如何保持心性修养及独立人格;并且在苏轼以"井"为象的几首诗歌中,"井象"都具有《周易.井》卦的一些寓意。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近代中国报刊舆论的兴起及影响——以《申报》与"杨乃武案"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一种报刊舆论之声开始形成。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报道,近代报刊有效地发挥了媒体舆论的监督、影响功能。《申报》对“杨乃武案”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现实与表达：1945年中共对“胡世合事件”的建构——以《新华日报》为考察中心

“胡世合事件”是1945年2月20日在国统区发生的一起特务非法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所引起的全国高度关注的惨案。中共对于“胡世合事件”的大力宣传,一方面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于保障人权、争取民主、反对特务统治的呐喊,另一方面从侧面论证了中共在抗战末期追求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正当性。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考证与阐释：江户时期《左传》研究的新视域——以龟井昭阳《左传缵考》为中心

《左传》的日本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江户时期,《左传》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汉宋之争中滋养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龟井昭阳对“周孔之教”推崇备至,其《左传缵考》把《左传》尊为孔门遗典,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却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昭阳批判性继承杜预注,善于引用与《左传》同时期的古文、古注,并博采众说加以考辨,同时注重贯通《左传》全书、探寻总结行文规律进行注释,不仅追求详尽,而且还着意于精细的考辨阐释和“文例”“义例”等的分析,突破了徂徕学派“以识古文辞为先”的局限,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据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南冥、昭阳为代表的龟井派是江户时期反对朱子学最强劲的一支力量,昭阳在继承乾嘉学派谨严考据之风的同时,又注重义理之辨,表现出了鲜明的阐释学观点及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代表了江户《左传》学的日渐成熟与日本汉学的基本成型,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文化对《左传》的研究、继承与传播。     

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以《莎士比亚传》为中心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研究专著《莎士比亚传》在西方莎评史上别具一格,意义非凡。他不孤立、封闭地研究莎士比亚,而是立足于比较意识与整体思维,有意识地把莎士比亚置于宏阔的文学史上已有的大家系列中加以相互观照,观照中既强调共性,又突出差异,使其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和罕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进而彰显其在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地位。他的莎评已经使用了后来被称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理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雨果认为莎士比亚是集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天才,在戏剧创作中把对照原则发挥到了惟妙惟肖的极致。他非常看重《哈姆雷特》《麦克白》《奥瑟罗》《李尔王》等四大悲剧,并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对四部悲剧的主人公作了颇具个性的阐发。他把浪漫派对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感悟和体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是对莎士比亚艺术成就最真诚、最激情、最具震撼力的辩护,其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从事学术研究也颇具启迪与借鉴价值。     

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逻辑——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马克思与鲍威尔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截然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鲍威尔认为实现政治解放就实现了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完全的解放,政治解放虽然使国家摆脱了宗教控制,但它无法解决人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异化问题。所以,马克思批判政治解放和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并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指出解答犹太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无产阶级消除市民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精神。《论犹太人问题》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理论价值。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庶民视域下东汉中晚期人才选评问题探论——以王符《潜夫论·论荣篇》为考察中心

王符《潜夫论·论荣篇》揭橥了东汉中晚期人才品评过程中才能、德行与身份地位倒置的问题。作为社会下层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他企图通过对豪门大族把控下的人才评价、选举制度的批判,纠正朝廷选拔人才只重出身、权势和财力的不正常状态。在《论荣篇》中,他强调仁义比权势重要,身份地位比道德仁义渺小,故在士人品评、遴选方面,坚持以仁、义、才、德取士;在荣辱穷达方面亦当以士人的德义为荣,以身份地位、政治权势、物质占有为轻。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