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构建起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逻辑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建构起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新技术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优势构建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同时也为消解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契机。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异化的基本特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不仅深刻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消费模式。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私有制的“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交相渗透、彼此强化,在消费领域疯狂榨取超额利润,导致数字化消费不断发生异化。新型的消费异化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可控性、交叉性等时代性和技术性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将人与社会导向片面甚至畸形发展的歧途。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必须拆解“资本—技术”的联合机制,这既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构建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需要合理规制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数字时代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技术的崛起使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契耦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现实,由此形成的数字资本也成为超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资本发展的最新样态。数字资本在增殖和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垄断的自发倾向和数字资本权力,数字资本权力控制引致了一系列消极异化后果。数字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厘清数字技术崛起的全面影响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发掘数字资本的出场逻辑,阐明数字资本的异化后果和消极影响,并在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尝试给出消解危机的解放策略和可能路径。     

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追寻

正义是数字劳动需要秉持的首要原则,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则是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追寻,通过对劳动正义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逻辑下数字劳动引发的一系列非正义表征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数字劳动应该遵循的正义规范。数字劳动颠覆了传统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挑战人类价值与尊严。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重构符合人类自由解放本质的价值追寻,才能有效化解资本正义与劳动正义、物的正义与人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回归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数字劳动正义。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W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从资本逻辑到生命逻辑: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既是资本逻辑的发现者,也是资本逻辑的批判者.马克思运用这一范式透视当代社会发展中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这种人性与物性相互颠倒的现实,试图重新恢复人的已经被异化的感性存在,恢复人与世界的感性关联,这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论旨趣.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当代仍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要和谐发展、当代中国人要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必须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生命逻辑,深入到人存在的根基处.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实质。在数字化时代下,新的劳动形式也应运而生——数字劳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渗透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仍被资本逻辑宰制,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当代形式,其异化样态越发隐蔽和深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唤醒人的类主体意识、推进数字资源共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促进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对资本的哲学批判

现代社会的冲突突出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的冲突、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科学与价值的冲突、做事与做人的冲突,但归根结底,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即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透过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这一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人的价值诉求则会发现,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是相反相成的。当代中国要科学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要和谐发展、当代中国人要全面发展,必须扬弃资本逻辑,重视生活逻辑。     

数字劳动的资本积累逻辑探究

数字劳动过程产生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和资本的新形式，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另一方面，由于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引发的经济无序扩张，也可能助长平台经济垄断、影响实体经济、侵犯消费者福利和阻碍创新等不良社会经济现象。要通过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加强数据监管、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制定相应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数字资本在有效监管下有序健康发展。     

数字劳工过度劳动的逻辑生成与治理机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新型劳动关系,带来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把过度劳动引向普遍化。基于数字劳动过程的特点,将平台经济中的过度劳动划分为技术型过劳、激励型过劳、收入型过劳和休闲型过劳四种类型,揭示其本质仍然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并进一步从劳动关系的松散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转向、劳动过程的数据控制和激励机制变革四个方面具体阐述过度劳动的资本逻辑,指明其带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卷化、劳动者内部分化加剧和三重挤出效应等不良后果。在借鉴国外过劳法制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对我国平台经济中过度劳动问题的治理之策,以助力劳资关系的和谐构建。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崇拜的机制与实质

数字技术崇拜是一种从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上深受数字系统影响的社会现象,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构成的数字系统过于依赖、过度上瘾以及对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过度顺服的社会异态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主要基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技术理性的迅速扩张和感官系统的极致调动。究其本质,数字技术崇拜背后是经由数字资本逻辑重构社会秩序、数字技术内生意识形态和数字权力塑造单向度人共建而成的机制。面对数字时代人类境遇的遮蔽,并不等于要一刀切地舍弃数据和算法的便利性,而是要唤醒人的数字主体性意识,建立数字权利的政府保障机制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     

数字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卷入与规制

数字资本基于其对用户数据等关键要素的垄断,在深化雇佣劳动剥削的同时,卷入了大量具有服务劳动、知识劳动性质的无酬劳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网络化要素连接和社会化协同生产模式打破时空局限,使整合碎片化无酬劳动具备了现实性;算法监控和游戏化管理等柔性控制手段的运用,使对无酬劳动的利用具有可获得性与可控性。数字资本对无酬劳动的吸纳表明了资本剥削范围的进一步扩张,并促进了数字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化,但其本质目标仍是为了攫取无酬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遏制数字化平台垄断在劳动力领域的负面影响,构建以"人本"逻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社会化生产体系,强调劳动者主体性地位。     

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资本逻辑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然会带来新的颠覆性革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地改写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数字资本为载体的数字劳动也是驱动数字资本增值的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数字劳动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符码逻辑和物化逻辑,被技术拜物教捆绑的数字劳动者在主体性发展方面陷入能动式微、发展失衡和建构混乱的困境。将数字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只有彻底脱离异化和剥削,回归到以劳动为第一目的、以交往为第一需要的主体发展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个人本质的全部占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科技革新和社会进步,而是在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克服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充分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     

区块链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理论逻辑与战略取向

区块链这一新兴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强化了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驱动着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学把握区块链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对于中国在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背景下,抓住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抢占数字经济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理论逻辑来看,区块链技术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通过去中心化提升数字经济运行效率、通过技术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价值互联促进企业组织和管理及盈利模式创新,驱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从现实发展和实践经验来看,区块链技术在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既具有天生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最后,从完善区块链技术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区块链技术核心应用技术突破、提高区块链技术安全监管能力、推进区块链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强化区块链技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能力,进而实现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需要、人的活动及其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等方面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整、由贫乏到丰富、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其中,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原初动力,以劳动能力为核心的能力体系的完善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和谐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的自由个性的形成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归宿。     

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全球化逻辑的文化价值批判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论题。从人与文化的一体性关系来看,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于"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以形而上学理性和资本逻辑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文明,其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却导致了自由的异化及人的单向度发展,这实质上是文化根本价值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与异化劳动的批判创建了唯物史观,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作为文化价值的根本诉求,揭示了文化价值的科学意蕴及现实展开道路。依据马克思的文化价值观来领会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对推进我国新型现代文明建设和实现人类文明的生态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

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是现时代哲学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因此,必须反思数字技术。在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加强对数字技术的选择、应用和控制,张扬数字技术对人的发展的正面影响,消解数字技术的种种负面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摧残了人的主体性、使人具有两面性人格、带来了“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导致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发展机遇和人的新的异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又空前增加了人的自由时间和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活动能力、为人性的张扬提供了机制和动力,使人的社会关系得以全面丰富与扩展。所以,在数字技术时代,我们应弘扬数字文明的人文精神,用数字信息的价值来看待人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