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影文学创作新论

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十分悠久。中国影坛上很早就有了“文学电影”的说法①。一般认为,这类影片深受文学影响,描写细腻且富有社会意义。因此直到今天,影坛仍流传着所谓“诗电影”、“散文电影”、“小说电影”的说法,可见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之深,早已经将其体裁结构和表现手法,潜移默化于电影文本之中。然而,文学电影并不等于“电影文学”,电影艺术是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而不是以文学语言的单一形式叙事的文本。把文学等同于电影,或把电影等同于文学,都是不适宜的。当然,文学与电影在美学意义上是…     

论中国电影的“禅意”旨趣与美学境界

“禅”语境下自然物象的呈现方式与传统的“电影赋比兴”手法有很大区别,其联想与譬喻的成分大幅度地减少;中国电影中那些有违常理的“叙事变奏”往往与禅宗“反常合道”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这成为影像媒介建构禅意旨趣的重要手段。“静默”作为一种感性化的视觉体验,其所代表的恰是中国电影与“禅”在审美追求上的一致性。无论是中国电影对“无我之境”的自觉追求还是时空幻化所展现出的“圆融”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以“禅”为内蕴的美学境界。     

漂流、意义矩阵与叙事神话——《Life of Pi》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少年派》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少年派》的电影语言并不单纯与“漂流”或者“成长”有关,更内在的是多重叙事之间的往复穿梭.影片最终将“真实”与“真相”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既完成了视觉体验意义上的一次光影历险,又成为将“故事”转译为“奇观”的一次成功催眠.     

图像与视觉文化

亚里士多德以视觉为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是因其最便于认知。这也是柏拉图以肉眼所见图像为幻相，唯心中图像即理式才是真实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波德里亚鼓吹拟像理论，认为图像作为符号，是从掩饰某物过渡到今日掩饰一切原为虚空。W.J.T.米歇尔20世纪90年代提出“图像转向”的命题，称它不是更新上述图像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反之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一种后语言学的互动。因其无边泛滥，所以要展开批判。米歇尔还在与迪科维茨卡娅的访谈中，推广一种从艺术史教学出发的更为广泛的“视觉文化转向”,在视觉领域中展现种族、性别差异和一应后现代的自我身份。但视觉的权利过度伸张下来，应警惕视觉自身的退化。     

图像的编码与分层——罗兰·巴特的图像分层理论

从传统视觉理论——如贡布里希——阐释图像与代码问题时的矛盾着手,分析罗兰·巴特在图像符号上的分层理论。不难看出,巴特将图像分解为“语言学讯息层”、“外延图像层”和“内涵图像层”三个层面。图像分层理论剖析了图像符号的构成关系,有利于挖掘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编码在图像中运作的机制,为深入研究图像符号提供了有效的模式,是当代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理论。分层理论也存在对图像外延讯息和内涵讯息划分过于实在的问题,巴特特别地夸大了照片符号的无编码性。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     

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叶梦得将“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颇堪玩味。盖杜诗之大气磅礴、混茫无缺,正合云门之“函盖乾坤”;其心随物转、即事而兴,深契云门之“随波逐浪”;其或起而突兀、或结语陡然,恰与云门打破语言执碍之“截断众流”不谋而合。而一诗中或含云门三法,正是杜诗“顿挫”之所在。杜诗与“云门三句”内在气质上的通联暗合,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却使“诗史”有了宽厚的背景、强大的张力和多维的风调,使“诗圣”另有一番大关怀、大自在、大愉悦的非凡气象。唯此,其诗与人方具有超越文学的永恒意义。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文化的转向:当代传媒与视觉文化 看的方式与视觉意识形态

在“文化的转向”的呼声中,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趋向。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视觉文化的种种现象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引起理论的思考和学理性的探讨。从逻辑层面说,视觉文化是一种图像的文化,它的相对概念是一种话语的文化;从历史的层面看,视觉文化和当代传媒的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趋向关系密切。所以,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当代文化转向的诸多方面。 　　本专题各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视觉文化问题,视觉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的媒介、图像文化的叙事方式、数字化的图像消费、语像和视像的差异等问题,被作者强调出来。这些问题远不是视觉文化的全部,作为一种常识,它们只是视觉文化理论思考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层面而已。 　　晚近文化研究中对视觉问题的关注决非空穴来风,它反映出理论思考对文化变迁的敏感。海德格尔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世界图像时代不是指关于世界的一幅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这现代之本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 ?就让我们把这些讨论作为起点,从视觉文化的路径进入“现代之本质”吧 !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立体电影是什么？——一次媒介考古学的考察

晚近十年以来的立体电影复兴，使电影的立体化制作成为一种潮流，但是与电影史上历次的短暂热潮一样，立体电影依旧没能建构起自身身份的合法性。在媒介考古学方法的指引下，可以发现，在“前电影”时期立体视觉就已经开始了活动影像的尝试，但诸多原因使得第三维度的视觉体验始终没能正式地介入电影演化的进程。在叙事电影再次走向终结的数字时代，立体影像与其所带来的吸引力、触感知觉与惊颤体验或许是其生成自身语言特质的重要指示，立体电影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演化中的电影语言的新维度。     

图文“战争”背后的“温情”:文学与视觉艺术的互文

视觉文化的盛行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图文“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导致文学的凄凉退场,文学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被提出.张艺谋认为,影视艺术的繁荣与否主要取决于文学.由电影的创作可知,视觉艺术离不开文学的发展,文学艺术给电影提供了感性和精神层面的资源.通过对文学与视觉的双重超越,电影成功实现了对文学的改编.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学艺术并没有没落,它的一些光彩只不过是通过电影艺术凸显出来.而且,视觉文化也并非洪水猛兽,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保持开放与坚守两种心态.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观看之道——桑塔格的女性主义图像观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盛行,电视、电影、广告、报刊杂志、网络等使"观看"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行为,人们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图"而不是在"读书",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得以在图像领域继承.桑塔格作为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中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观看行为的不纯粹性"--"观看"是被父系伦理道德构建和阐释的.因此,桑塔格提倡女性主义的"观看之道",主张作家艺术家必须反映女性主义的视觉文化诉求,打破图像领域的性别霸权,而不是将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牢牢钉在满足大众欲望的消费主义耻辱柱上.     

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

禅、幽默、诗三者的关系之密切,在黄庭坚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字禅”及禅家的“游戏三昧”,使得黄庭坚以幽默诗的手段来反映其对“治心养气”的境界的追求。而“打诨通禅”将杂剧与禅联系起来,这也就是黄庭坚提出的“作诗如作杂剧”的技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