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利用1992-2006年UNcomtrade数据库中的进出口数据,借鉴Greenaway等人所采用的进出口单价比较法,计算并区分了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中的产品异质性特征,指出我国制造业以从事比较优势决定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活动为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在产业内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1991-2010年27个制造业部门的相关数据,构造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通过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多种计量方法多角度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密联系。研究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有一个正向影响作用,且该影响作用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而进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存在一个负向影响作用,该影响作用在短期内抵达峰值后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弱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都存在时滞性,至少在滞后2期才开始显著;目前来看,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贡献率较低,两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本地市场效应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本地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成为继劳动力、资金与技术之后的重要比较优势,对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存在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发展不均衡、东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差异显著以及外向型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利用产品市场需求与企业技术能力的相互依赖和互惠共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两者间的时空演化关系以及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来看,数字产业化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通过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利于区域间经济格局的协调发展,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大数字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区域数字产业化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使数字产业化成为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关联效应——基于投入产出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7~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结构演变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前后向带动效应显著,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资本化趋势,这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的分工深化有关。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存在资源依赖度增强、与生产者服务业互动明显不足等问题。为此,应从降低资源和中间消耗、促进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融合、提升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三个方面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在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总体来看,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受区域产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为显著,中西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因此,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要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应当继续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教育差距,合理制定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对外贸易和科技研发政策,有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性数字贸易鸿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化数字贸易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加剧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认为,数字贸易鸿沟成因复杂,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阻碍数字贸易治理达成共识以及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在治理上,仍存在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凸显等困境。因此,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既需要借助区域经贸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新动力,也要抓住机遇,释放数字贸易潜力,实现突破式发展。     

我国进口贸易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检验

在分析进口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采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对我国产业间和产业内结构优化升级的动态影响及其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与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有利于我国产业间结构升级和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对产业间结构的影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过程,与欧洲、蒙俄和东南亚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更大;对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动态影响波动较小,与欧洲和东南亚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大。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作用于产业间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但对第三产业内部转型升级产生了消极影响,尤其是与欧洲和东南亚的进口贸易。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28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解释力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获得了更大的数字经济溢出红利。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省域分异与空间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质量指标体系,计算2014—2018年中国31个省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分析省域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省域分布格局,主体范围位于中部及东部沿海省域并逐渐向西南方向迁移,高密度区域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逐渐由"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向"赣闽粤"扩散。(2)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同质集聚、逐渐增强的空间正向关联,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省域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数字贸易关联互动较为缺乏,形成较为明显的层级反差。(3)中国数字贸易局部空间效应的地域关联性极为显著,从东南至西北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异,"高—高""高—低"和"低—高"三类集聚模式均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与海西经济区,"低—低"集聚模式分布于长江源头的青藏高原和西北边疆地区。     

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理论模型与对策建议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应更多地参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以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因为加工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通过加长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促进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等多种渠道可以推动产业升级。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贸易新特征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面临新问题,需要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各国的国内监管,实现更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目前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因各自的局限性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需平衡高标准与包容性,将大国优势充分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发展。文章从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数字贸易新特征,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关键问题具体化为“贸易便利化”“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包容发展”五大核心议题,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探讨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策略。     

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内部创新不足和外部竞争加剧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贸易以数据流动为牵引,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为推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基于“供给侧—需求端—供需联动”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贸易驱动制造业GVC升级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阐述;其次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服务和数据流动角度考察了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实践困境;再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强数字技术研创能力、优化数字平台运营环境、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及消除数据要素流通屏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探讨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有助于充分认识空气质量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为政府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基于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研究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雾霾污染负向影响人口迁移,年均雾霾污染浓度值每上升1%,城市净迁入人口减少5.56%,东部沿海城市、高等级城市、雾霾污染严重城市受雾霾污染的影响更加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霾污染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强。从影响机制来看,雾霾污染通过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和破坏人力资本来抑制人口迁移,进而对人口产生驱赶效应,因此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治霾”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力资本基础。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韧性机制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梳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基础上,以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核心变量法测度农业韧性,并依托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另一方面运用双固定效应与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时空演化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农业韧性发展呈波动趋稳态势,韧性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农业韧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增加高素质人才的供需,扩散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与学习效应,进而赋能农业韧性。地理位置异质性上,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系数由中部向东部递增,在西部不明显;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上,数字经济的影响由低人力资本地区向高人力资本地区渐趋强化。     

人口老龄化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基于调节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已遍及各个方面.选取1998—2018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期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呈小幅递增的趋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