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项规定”看党的作风建设

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四种考验"的社会现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有效举措。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清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采取多种举措,落实"八项规定",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     

从Optus案看云计算环境下版权法“时移”规则的变迁

早在学者关注和立法调整之前,云存储和云服务的合法性就以判例的方式经过了司法审查。有关云计算的判例,在美国、新加坡和德国都有发生,而2012年4月澳大利亚全席法庭在Optus案做出的判决与2008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Cablevision案做出的判决并不相同,Optus案的判决影响了云计算环境下版权法时移规则,得出云服务提供者进行复制的结论。云计算给版权法带来很多新问题,时移规则只是沧海一粟,版权法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应作着眼权利人,作品利用人,技术提供者之间利益平衡。     

设计知识网络表 “读议讲练”教历史

要有成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正确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常有这种情况,有的教师教学效果不太好,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水平,而是由于教学不得法."事实上,教学方法始终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进行的教与学双方的活动,这是教学方法的重要特点."(王道俊<教育学>P242页)经过教学的实践,我认为,在初三年级利用知识网络表进行历史"读、议、讲、练"教学,是师生共同进行教学活动的好方法.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从“教学问”到“问学教”论纲——兼议创新型人才培养

传统延续至今的教育教学往往呈现“教学问”的形式,在其中,学生之学依教师之教而进行;学生之间亦跟随教师之教所主导的学生之学而开展,且往往限于对既定知识的掌握。“教学问”对知识传授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僵化知识、束缚思维、忽略创新精神甚或压抑人主体性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问学教”是针对“教学问”提出的教改观念,意在活跃知识、激活思维、发扬创新与张扬主体性。在其中,学生之“学”随其“问”而展开,教师之教乃着眼于学生的问与学而予以引导、启迪、传授、释疑。两相对比,关涉领域甚多。在日有寸进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教育改革进程中,“问学教”并非全然抛弃“教学问”,而是在吸取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张扬主体性、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事业。     

从“八大忧患”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看到2015年九三盛大阅兵,十三亿中华儿女为之振奋。我们在经历九三阅兵的振奋之余,还应该有冷静的辩证思考,应该在太平盛世中增强忧患意识。这种忧患可以概括为八大内忧外患,其中包括: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三大外患;官员腐败、分配不公、道德滑坡、应试教育、生态恶化五大内忧。同时,中华民族能够自强不息,消除一切内忧外患,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要实现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新中国教科书多样化的开端——“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教科书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开始走向多样化。在原国家教委的统筹规划下,产生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总体来看,"八套半"教科书具有全新的编辑思想,多元的编辑队伍,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灵活多样的编写形式等特点,对推进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性状与危害分析

权力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党制度安排的基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苏共执政74年间,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创制并固化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权力结构模式是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战时权力结构,是一种压制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集权领导制度,是一种导致治理能力层层弱化的组织制度,是一种无法保障党的纯洁性的同体监督体制,因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级授职制选人用人、权力无法监督制衡、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等制度缺陷,最终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     

从“三论”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猫论、摸论与闯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广为熟知的部分,它们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寓意深刻。猫论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摸论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闯论在猫论和摸论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三论蕴涵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两论”起家的哲学思考——八议“两论”起家

半个世纪以来，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坚持“两论”起家，坚持科学的知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只有继续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才能在高科技新会战中取得稳产4000万吨的新业绩。     

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与心态

最近“佛系”风靡网络,它标榜的“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皆可,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表面上与佛教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实际却是继“屌丝”文化与“丧”文化之后的又一股青年亚文化潮流,并在归因、行动和心态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佛系”的流行是青年群体的一次文化抵抗,折射出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的清醒意识,反映了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青年群体的集体诉求。“佛系”情绪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青年群体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以及技术支持和商业裹挟,应当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佛系”现象。     

从“三个代表”看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十六大把“三个代表”写进党章,是因为党现阶段所处的时代环境已改变。作者从“三个代表”的3个方面考察了时代条件的变化,突出与时俱进的关键地位,紧紧抓住创新的核心进行了论述。     

从“惊艳”看流行语的发展轨迹与动因

流行语是动态发展的。流行中的“惊艳”在不及物动词的基础上,拓展了形容词功能、新生了及物动词功能,功能嬗变的动因在于新闻语域叙述视点的转变．功能嬗变的结果是复合词的重新分析。“惊艳”的语义通过同类属泛化,异类属泛化、虚化和脱落、语义降格等机制在原型语义基础上实现了扩展,“美女经济”背景下“美的多元化”与语言使用者的表达策略是语义扩展的推动力。随着频繁使用中“惊艳”新奇感的降低与新生流行语“给力”的出现,流行语“惊艳”目前已进入“潜藏”期。     

从司马迁的荣辱观看“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

本文重点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荣辱观为视角,来探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从文化之根溯源,可以寻找到文化的认同感,并将之内化为精神血脉,灌注于我们的血肉之躯,方能上行之,下效之。     

从陈奂生形象的“阿Q气”看国民的软弱性

刚摘了漏斗户帽子的陈奂生上城去卖油绳,着了凉病倒在火车站上。刚巧县委书记吴楚经过,认出了陈奂生并吩咐司机送他去诊所和住招待所。陈奂生醒来发现自己住在这高级房间里顿觉感激涕零,自觉不配受到吴书记这高级关心。陈奂生因为受了吴书记的高级关心又加上住了一晚五块钱的高级房间,村里人真的就对他刮目相看了!正好像作家高晓声的话:他们(陈奂生)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政府。正好像鲁迅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国民性的真正改革,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毓贤抚鲁、晋两省期间的“涉教”态度比较

义和团运动期间,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履职两地之时他的＂涉教＂态度,尽管是在同一趋向基础上的阶段性发展中所呈现,但其仇教反教表现的相对隐与显、柔与刚、温和与暴烈、理智与迷狂,还是反差颇大,彰明较著。究其原因,既为具体背景条件和朝廷导向因素在两阶段中的不同所促使,更是其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仇教心理自潜隐、抑制到凸显、膨胀的剧变并外化于行为所直接导致。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从动词“用”“悔”“告”的配价特点看《易》的成书年代

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易》中“用”、“悔”、“告”三个动词用法之演变轨迹,《易》的成书年代当在殷末周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