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

君权神授时代,"受命于天"是王朝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历代王朝借助一系列充满神秘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君主们的"受命于天"。出于政权更迭的需要,原无关涉的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中合体成太昊伏羲氏,以帝王之首的身份助力新生政权的稳定。每当皇嗣艰难,王朝统治者举行高禖祀祭拜太昊伏羲氏,祈求皇子以继承大统。尤其是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更需祈神赐予受天命之皇子以维系万方。为从治统上证明王朝合法性,统治者建构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帝王世系,并通过陵祀和庙祀以明治统之绪,寄望王朝在政治祖先的荫庇下千秋万代。     

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实指帝舜 ,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 ,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 ,因为按照这一学说 ,取代秦朝之水德的 ,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 ,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并对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影响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显示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

邹衍不仅提出了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亦有以五行相生立论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点向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佚《邹子》一书的《主运》篇就是关于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邹衍以此而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并＂显于诸侯＂。《主运》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布政教令,一是＂随方面为服＂的方物服色。此即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     

试论阴阳五行家邹衍及其学说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是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他曾活动于齐、赵、梁燕诸国,颇受当权者礼遇。他的知识丰富,在历史、地理方面尤其突出。当他宣传他的学说时,常滔滔不绝、漫无边际地任意发挥,内容离奇而曲折,《史记》说他“遇大而闳辩”,时人称他为“谈天衍”。他的著作是不少的,《史记》说他“作主运”、“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邹衍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都侠亡。邹衍及其学说,不仅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     

圣王谱系与五德终始:战国时期天下秩序之建构的时间维度

“天下”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和制度的世界,它更是人类生存的境域.除了空间场景,“天下”还有一个时间维度.战国时期儒家通过把当下关联于过去,通过对历史的净化和梳理,使“天下”获得其时间绵延性和演替的秩序中轴.圣王谱系的建构体现的不仅是华夏民族熔铸传统的文化自觉,更是战国时期人们规制天下的现实图谋,“天下”因之成为先王道统之大叙事展开的舞台;“五德终始说”则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阐释王权兴衰,从而将天下包裹在德行更替的时间序列之中.     

稷下荀学体系(上)

<正> 荀子是先秦最博学的哲人,他的学说遍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名学(逻辑)、法学、历史、军事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对先秦诸子几乎都作过批判,又有所吸收,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先秦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荀子博而据要,他最最突出的贡献仍然是在哲学方面,是先秦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惯于运用“本来相顺,终始相应”(《礼论》)、“物各从其类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劝学》)、“凡物(事物)有乘(根原)而来”(《大略》)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追根求源、清枝理蔓地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超迈旧说、刻意求新的战斗精神与创造精神。     

"长沙炎陵"说的缘起

“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长沙炎陵”说正是它在汉晋时代的产物。宋朝“以火德王” ,炎帝被纳入了“火运”系统 ,成为国家的命运之神而受到顶礼膜拜。长沙炎陵说之被认定的轨迹清晰可寻。     

荀子“法王说”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攻驳

荀子"法王说"可细分为"法先王"和"法后王",该学说上承孔子,旁绍孟子之余绪,结合时势赋予新的内涵,进一步充实完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荀子"法王说"的提出,不仅对孟子的"略法先王"发难,更欲攻驳战国诸子之偏弊。"法先王"和"法后王",分别针对诸子学说中"不法先王、不顺礼义"和"是古非今、说不及后王"之言论加以批判。但无论是"法先王"或是"法后王",其核心宗旨都为"隆礼义"。荀子所谓"后王"大致应在三代之内,以周代圣王为妥,似还包括周公、孔子。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

建构于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格局,从根拳上将民族的演进历程区分为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与民族国家的民族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的民族形态与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民族时代”。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的法是宗族性法,民族时代的法是“民族性法”。尽管民族性法在当下世界各国国际国内都还有着现实基础和实际影响,但“后民族时代”的民族与法律的总体关系已经出现了对民族性法的一系列新的修正和要求。     

柏拉图文类理论研究

柏拉图以其灵魂学说中的迷狂说为标准,认为“神智清醒的诗”不如“迷狂的诗”;依据理念说判定“真故事”高于“假故事”.他从模仿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出发,认为模仿和叙述对立,作为模仿或叙述这两种单纯体裁,分别体现为戏剧和抒情诗两大文类,而模仿兼叙述的混合体裁则体现为包括史诗在内的叙事诗文类,由此发明了著名的西方文类“三分法”;另一方面,他又基于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说,提出一切文学艺术皆是虚假的模仿,远离理念.柏拉图以理想国的政治学说为基础,提出悲剧位于众多文类等级之巅;以正义说作为文类偏长思想的深层的理论基石.柏拉图虽注意到悲剧和喜剧在美感特征上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类在审美接受中的主体差异性特征,但仍倾向于坚持文类之间的清晰界限.总之,奉哲学为最高级文章的柏拉图,坚持立足自身的理念说、灵魂学说、政治学说等理论解说和推演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