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差异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到一九九四年，两国贸易额达354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日也已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增长，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人们认识到：文化差异不仅仅是对有关文化方面的贸易有影响，而是渗透到每一种贸易形式，每一笔交易，甚至每一笔交易的每一个步骤中。正确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许多从事中美贸易的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广东健力宝集团就成功地打入了…     

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重新审视

中国加入WTO后 ,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快速发展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 ,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经济因素。本文旨在从经济全球化角度 ,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影响及未来趋势进行重新分析与审视     

中美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政治因素分析——以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例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纺织品贸易额屡创新高。而中美纺织品的贸易摩擦也"水涨船高",其中,美国设定的非关税壁垒成为影响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关键因素。非关税壁垒不只是贸易上的问题,其背后被赋予了很多政治的意义。从政治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尤其是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后的今天。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陷入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衰退，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的下滑必然会影响中美贸易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研究中关贸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在危机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美贸易的未来。诚然，中关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要以全球视野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着眼于长远利益，并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     

中美农业转基因作物标识之争——生物安全保障措施,还是“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 ,转基因作物可能对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为此 ,欧盟、日本等国家开始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强制性的标识制度。但由于标识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国际贸易的效果 ,因此也在各国间引发了一些争论。在此情况下 ,中国开始实行的标识制度也在中美转基因贸易问题上引起了争执。作者认为 ,如果中美无法通过协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它极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间的“定时炸弹”。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与未来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摩擦的凸现,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障碍之一。本文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我国政府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走向与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发生了巨变，东北亚也发生了巨变，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安全环境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抓住机遇，敢于迎接挑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结合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特点，分析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走向与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基于中美贸易失衡的“不平衡论”与“非汇率论”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对于问题的根源分析,有的学者提出是双方贸易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有的学者反对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汇率观点,这些都对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总结以上思想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一点评述。     

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     

费正清:美国汉学奠基人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 １９７９年当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费正清发自内心地感叹：“ １９７９年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３０年的疏远状态、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５０年的奔走呼号。     

2021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战略相持

2021年，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调整。拜登政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在经贸、高科技、地缘战略领域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战略竞争。中国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击，中美双方力量相对持平，中美战略竞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实行“选择性脱钩”策略，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升级对华打压制裁举措，以此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中美竞争加剧。在美国加紧全面推进“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时期，中美战略相持将长期持续。同时，管控分歧避免双方关系继续下滑仍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反倾销问题及其对策

中美经济关系中此于朝鲜战争，起步于1972年“打破坚冰”之时。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两国的双边贸易在短期内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自19801年以来．中国产品在美国不断碰到反倾销问题，迄今，涉中反倾销案已有40余宗，其中绝大多数都以中国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告终，致使某些被诉产品不得不退出美国市场。当前，反倾销问题已成为中美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它犹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中国输美产品的头上，随时都有可能使我出口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给中美经济关系蒙…     

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美进行合作的基础和共同承担的责任.然而,朝鲜核问题的解决龃龉不断,中美两国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即便如此,为解决朝鲜核问题中美共同搭建了“六方会谈”机制,并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了广泛的合作.毋庸置疑,未来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对于化解和管控朝鲜核试验后的危机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浅析中美经济关系的建构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趋势,本文试图以这一趋势为背景,对当前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与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将来如何进一步建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进行粗浅的探析。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冷战期间与冷战后两个阶段,其间存在着一些协调与不协调因素,但总体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发展的潜力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与加深。对于中美之间经济关系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已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展开而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展望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我们势必会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在克服障碍中蓬勃地向前发展,并继续为中美关系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根本诱因、基本表现与应对措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为中概股企业的海外上市和跨境监管带来了现实难题，冲突背后的重大问题和深层逻辑亦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构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的系统研究架构，应遵循“根本诱因—基本表现—应对措施”这一逻辑主线。冲突的根本诱因源于主权原则与国家安全观的分歧，受到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差异、市场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系列“中概股”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冲突的基本表现则体现在信息披露问题及跨境监管上，前者聚焦于审计底稿披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后者关注中美跨境监管的执法障碍及跨境监管的合作困境。冲突的应对措施则主要围绕“合作”与“提升”两个视域展开。“合作”主要关注未来中国能否更大程度融入多边监管合作体系以及完善中美双边监管合作框架，“提升”则更多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出发，强调提升自身的监管水平。     

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中日和美日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目的在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却阻碍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积极的对策,在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发展良好的中美、中日关系,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寻找有利的因素.     

中美经贸:变数2007

随着新一届美国国会履新,一个更为微妙的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即将展开。对时隔多年重新主导国会的民主党人来说,在督促布什政府改变伊拉克政策的同时,在中美经贸领域施加更大的压力,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这将使得2007年春夏的中美经贸关系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中美科技交往30年考察

近三十年来,中美科技交往经历了四个阶段,涉及内容也有四个方面: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及其框架内的教育和学术交流;受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并以中美合资经营为基础的技术转让;军事技术和国家安全是中美科技交往中的敏感问题;能源和环境是中美科技合作的无障碍领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中美科技合作也有很好前景。     

中美价值观的差异对人权问题的影响

由于中美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因此在人权的概念、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以及人权标准是否具有普遍性等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导致人权问题成为了中美之间最突出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对此,中美必须以双方在其他重要领域的共同利益为重,在人权问题上从对抗走向对话,在尊重对方价值观的基础上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消除彼此由于价值观差异造成的猜疑,建立起相互信任全面合作的关系。     

中美人文交流的结构性困境与应对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进入21世纪的中美人文交流整体呈现稳中前进的发展趋势，人文交流的内容和领域更加丰富和持续扩大，交流的主体呈现多样化和下沉的趋势，且人文交流首次被置于战略的高度，出现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机制化的新特点。但自2017年以来，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外溢到人文交流领域，具体表现为特朗普实施逆向的对华人文交流政策。这些政策给中美人文交流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暴露了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即中美人文交流呈现单向度特征，两国交流在交流主体、传播渠道、影响力和收益上长期不对等，以及缺乏常态化的人文交流机制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些问题的背后，与中美两国利益诉求和身份认知的偏差、价值观的差异、中美文化硬软实力的差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存在的诸多缺陷有关。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应当做好战略设计，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作用，推动交流主体从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过渡；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硬实力；从过去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为以后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