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夫之理欲观的启蒙性质

王夫之究竟是“本朱子而黜异端”的理学家,还是程朱陆王的批判者?他的理欲观究竟是所谓“寡欲存理”而完善了封建的道德理论,还是“理寓于欲”而透露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拟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一十七世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已走到它的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破块启蒙”,是一个“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特殊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矛盾     

浅论钱谦益及其悼明诗

清代文学史上,钱谦益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政治上,他“以中朝大老,身事二姓”,入了没有骨气的文人之列,但在诗歌创作上,却写出了数百首“系心宗国,不忘欲返”的悼明诗。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而言之,钱氏之作究竟是“以人情恩宗国”,象游国恩等先生评价的“企图掩饰覥颜事敌的耻辱”,还是真出本怀,“惨怛而思反本者”?本文旨在对此谈谈看法。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台湾军方联勤弊案始末

台湾军队联勤工程和采购弊案案情之大、金额之多、牵涉之广令人瞠目,上至庙堂、下至坊间皆受震动。一些媒体发表社论尖锐指出:“军中采购、工程弊案连连,究竟谁负相关的责任?是军政系统?是军令系统?是内阁?还是三军统帅?”欲知其案内幕,请阅本期的《台湾军方联勤弊案始末》。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     

理学太极观与丹溪医学

丹溪“参之以太极之理”,一方面肯定“动”对万物生化的意义,另一方面认为“妄动”则是病因。由五性感动而悟出妄动伤阴。而妄动者,相火也。引动相火的是“人欲”,强调“人欲”在发病学上的意义。主张在养生上节食色之欲,以静制动,人心听命于道心。所以太极动静之理是理解理学对丹溪医学影响的关键。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船山理欲观与湖湘文化

王船山吸纳胡宏的理欲观 ,提出了理欲合一论 ,主张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 ,同时强调 ,人欲的满足要把握其合理程度 ,并且要严格区分正常的“人欲”和“私欲”之间的界线。这种理欲观对后世湖湘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翰《凉州词》的情调是“豪放”吗

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千百年来,这首诗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但它究竟是一首“反战诗”,还是一首“赞歌”;其情调是“高昂”、“豪放”的,还是“忧郁”、“感伤”的,历来众说纷纭。现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说法:一说,“诗中流露出了一种深沉的忧郁感伤。”二说,全诗的情调是“豪放”,而“不是伤感的。”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王翰归入“高岑诗派”,认为“作者人生观是乐观的”,“情调高昂”。说《凉州词》和王昌龄、王之涣的《出塞》一样,“呈现出无比雄伟的气魄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     

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闻一多诗歌感情具象化的方式

闻一多对新诗的突出贡献是,不仅倡导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原则,同时还创作了优美的格律诗,显示了大胆探索的精神。这一点,为历来的评论者所重视。本文的中心是从诗歌感情具象化的方式这一具体角度讨论闻一多怎样提高他的诗作艺术水平的。在讨论这一中心问题之前,先要解决闻一多诗歌究竟是理胜于情,还是情胜于理?是以理启迪读者,还是以情动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评二程“灭私欲、明天理”的伦理价值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灭私欲、明天理”。“明天理”的目的是“存天理”、天理包括“物理”和“人理”,它既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又是为人之道。“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程集》第21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做人就该明理,否则不配做人。为此,就要“灭私欲”,“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第312页)不然,“人欲肆而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     

试谈古代诗文中的若干数字

古代诗文中的一些数字,一是一,二是二,明确写来,好象不成问题。可在偏偏有不少数字,单凭字面难于一下说清它究竟是多少。比如“三五”,究竟是三和五、三三五五、三皇五帝、三辰五星还是一十五?“十六七”,究竟是十六或十七,还是十分之六七?“一百五”,究竟是一百零五还是一百五十?如此等等,即使有具体的语言环境,有时也难以确定,往往使人陷于多歧亡羊的苦境。这些情况说明,数字的含义虽然单纯固定,但用法却比较灵活,加之古今数字表示法之某些差异,在阅读古代诗文时,某些数字也会成为难点。请略举几种类型,加以简要说明,或许对阅读古文有所裨益。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