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年寿小考

今之研究李贺者,皆以为贺年二十七而卒。恐盖本之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一语。又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亦云贺“年二十七,官卒奉常”,其说似是。然李商隐《李贺小传》则云:“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种《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它以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附以姚文燮:昌谷集注和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另外根据各本文字做了校勘。此书对于研究李贺的歌诗是一种比较实用的版本。关于李贺的诗,颇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有人肯定他在诗史上的贡献,也有人认为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其实,李贺的诗自有其独创的艺术成就。他虽不如李、杜、元、白那样享盛名,但在中国诗史上,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典型。     

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

王庆澜的《和长吉诗》是现存唯一的对于李贺诗歌进行全部唱和的作品。唐代天才诗人李贺的作品,以其瑰奇的风格独树一帜,受到历代读者的广泛喜爱,拟长吉体、和长吉诗,代不乏人,构成了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层面。关于李贺诗歌接受史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已经很多,论述可谓详尽。馆藏王庆澜文集更正了以前研究中对其生平及著述的错误记载,论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自跋》的理论价值并阐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价值,极具学术意义。     

戴叔伦《怀李贺》诗质疑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是清人王琦编注的。王琦是清代研究唐诗的专家。他的《李太白集注》,跟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齐名,但《李贺诗歌集注》卷首,选登了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的诗。据权德舆所作戴叔伦墓碑铭,戴是德宗贞元五年(789)死的,而李贺则是贞元六年(790)生的。这首诗或是伪作,或是所怀李贺长吉另有其人.总之不是诗人李贺。王琦盖误也.     

长吉诗注质疑录

李长吉歌诗五卷,历来为人们重视,自宋以来,不断有人为它作校勘、笺注、评论;清王琦总汇前人的研究成果,作《李长吉歌诗汇解》,更是长吉诗注的佼佼者。前人的笺注,对于我们阅读、研究李贺诗,极有帮助;他们披寻搜讨的功绩,不可低估。当然,读李贺歌诗,还有不少疑点,尚待解决,前人的诠释,也有一些未尽、不实之处。笔者因拾掇若干条,作《长吉诗注质疑录》,就教于评论界。     

李贺生卒年辨正

李贺生、卒年,正史无记载。后人对李贺生、卒年的记述,主要出现两种年数。第一种,是790年至816年。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李贺年谱》、《辞海》(修订稿),等等。第二种,是791年至817年。见于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等等。两种不同的李贺生、卒年,均出于同一个依据,就是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作叙年份已写明大和五年,叙文云:“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注:大和,作“太和”误,钱大昕已辨正,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自大和五年上推十五年,即为李贺卒年,再往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李贺生年。一个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生、卒年?原因是,各自采取了足年     

清词丽句必为邻——浅谈毛泽东诗词与李贺诗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诗人。毛泽东诗词,艺术精湛,感人弥深,气势磅礴,足凌干古,万口传诵,誉满海内外。一个外国人曾说:“一个诗人赢得一个新中国”,这话并不过份。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歌有强烈的爱好,历史上一切伟大杰出诗人的优秀诗篇,,无不尽搜饱览。 毛泽东于唐代著名诗中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他既喜欢李白的豪放和李商隐的缠绵,更喜欢李贺的奇妙的想象和富有创造性的词语,有时甚至借用李贺的诗句。     

《李贺入蜀为宰考》商榷

《李贺入蜀为宰考》商榷房日晰黄震云《李贺入蜀为宰考》（载《江海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一文，提出了李贺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但其中有的论据，却不可靠。黄文云：《全唐诗》卷２７２戴叔伦也有《冬日有怀李贺长吉》诗说：“月冷猿啼惨，天高雁去...     

《雁门太守行》分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在唐朝众多的诗人中,毛主席特别提出李白和李贺,这是因为,年轻的诗人李贺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县) 人,曾当过九品的奉礼郎,职卑位贱,一生郁郁不得志,死时才二十七岁。李贺是唐王朝宗室的后裔,是一个没落贵族,但就其实际的政治、经济地位而言,则属于中小地主一类。他生活在唐朝德宗、宪宗时代,当时     

超越生命的羁绊——论李贺诗的超我意识兼及其意识构成

<正>唐代诗坛上出现过一个超绝尘寰、迥异常人的天才诗人。他是唐宗室的后裔,但家世早已衰落;他有“拿云”之志,却一生困顿沉郁;他大器早成,但疾病缠身,生命短促;他生如流星之迅忽,但他的诗却流芳千古,生命不息——他就是李贺,人们称之为“鬼才”的李贺。在李贺短促而充满痛苦和苦闷的一生中,他以其特有的灵智、特殊的精神状态创作了众多神奇瑰丽、异彩迸现的优秀诗歌,使中国诗坛激起了无边之涟漪,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长期以来,由于李贺的诗素有“奇而入怪”、“失于少理”、“虚荒诞幻”的实誉实毁之称,因而学术界仅注重了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诗人之死——对李贺诗歌神奇性的阐释

一、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成尘 ——死的意象与死的评价 这首诗见于张耒《柯山集》卷十九《岁暮福昌怀古》,是感叹长吉年少夭亡的。长吉生于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卒于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年),年仅二十七岁。关于长吉死时境况,据李商隐转述“长吉姊嫁王氏者”所说: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招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奶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招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这段传说今天读起来有点美丽而不可信。可是如果读过长吉之诗,就不难对此抱有同感。因为古来读者诸君谁都没有这种死的体验。在弥留之际的人眼中,这个“手执扳书”的“绯衣人”是实象、是幻像,是别一世界的使者抑或是幽冥世界的精灵,后人无     

评李商隐的爱情诗

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固然有不少佳作,然而他的爱情诗毕竟是更为著名的。要全面研究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爱情诗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不能不进行探索,因为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他的诗意境迷离,加以年远事湮,资料缺少,爱情诗的对象较难明确。正如屈复所说:“……诗之文义如此,若必立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①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就往往     

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

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不写七言律,包括七言律诗和七言排律,即当时所谓七言近体。在李贺全部作品中,确如姚文燮《昌谷集注·凡例四则》中所说,“斯集唯古体为多,其绝无七言近体者。”李贺不写七言律,是否由于缺乏写七言律的能力?这个问题,在分析李贺作品后,即可得出结论。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时花美女 不足为色——论李贺诗歌之色的审美特质

有唐一代,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的极盛时期。当其时,不仅各种体裁俱臻于完备,而且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李贺以自己奇峭秾艳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在唐代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其开拓之功,首创之力,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前人所说:“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李贺之诗,努力探寻前人所未曾道者,离绝远去笔墨畦径。其中用色的绮艳秾丽,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杜牧一语道破了李贺诗色的本质:秾艳之极,虽时花之鲜,美女之俏,均不足与之同日而语!     

“茂陵刘郎秋风客”漫议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云;“茂陵刘郎秋风客。”王琦注曰:“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苏州人民纺织厂与江苏师范学院合编之《李贺诗选注》则云:“李贺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直呼帝王为郎,这是他的可贵处。”二者“道”不同,故褒贬异辞,而其不中腠理则一。其失盖在一“束于教”,一“笃于时”也。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浅论李商隐诗的深层蕴藉性

通过对李商隐诗歌的分析,着重指出李商隐的诗有一种对悲剧性意识的感伤;李商隐笔下的许多意象都是自我的化身,表达着自己的心声。在李商隐诗里对“美”的的追求和对“善”的追求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