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文革”时期唐山工业领先于全国原因初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达5000亿元。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抓革命”被放在首位。在1966年和1967年最严重的动乱期间,全国有不少地区停产“闹革命”。尽管十年中全国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上升的,但增长速度缓慢。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背景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之前,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史上一位显赫的人物,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灾难性的苦果。     

“天鹅绒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苏东巨变被西方人称为“天鹅绒般的革命”(因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 )。“天鹅绒革命”是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 ;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 ,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发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文革"群众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两课”(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 )教学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肩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任。“两课”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 ,是宣讲“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途径。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社会主义改造等内容中 ,可以很好地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作为特殊文学现象的“文革”文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当代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探讨“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探析

“文革”之所以在那个年代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宣传话语的作用不容忽视。剖析“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语篇主题、逻辑结构、词汇及语法特点等）,有助于揭示其话语背后的深层原因,理解“文革”宣传话语是如何麻痹当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理性批判能力,从而提高读者的话语批判能力。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心学”实践进路

“心学”是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它关注的是人主观世界的精神改造问题。从“心学”角度透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理解,社会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追求,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塑造过程实现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标示共产党人的价值定位,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心学”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能,要立足“公心”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蕴涵,要立足“诚心”构筑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智慧,要立足“戒心”提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