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期股制的模式选择及若干问题的解决思路

期股制又叫企业家股份期权 ,是企业经营者按与所有者约定价格购进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司股份的权利。期股制 1 993年前后进入中国 ,1 999年出现了三种模式 :上海模式、武汉模式、北京模式 ,尽管期股制在我国尚处试点阶段 ,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解决 ,但期股制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慈善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立案问题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督和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颁布一系列法规,合力编织了一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管理体制。欲设立慈善团体必须先得到各级党部的许可,再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立案,已有的慈善团体也须重新许可和立案。国民政府强制慈善团体登记和立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亦具有政治色彩,是政府强化监督的一种体现;在约束和限制慈善团体的同时,对慈善团体的规范发展和提高公信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立案问题较典型地反映出慈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试析我国中央银行内审工作存在的误区

人民银行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后,各级人民银行的稽核部门被撤销,改设内审部门,对外监管由金融监管部门所代替。多年来,各级内审部门在对人民银行各职能部门、分支机构等的财务收支、业务管理和经济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效益性的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内审工作也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内审工作效果。 误区之一:建立垂直独立内审体制。建立垂直独立的内审体制,在人民银行总行设立内审总局,大区行及中支设立内审分局、支局,由总行派驻;或者内审与监察合并,在总行设立监察总局,大区行及中支设监察分局、支局,由总行派驻,这是一个误区。《中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入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公社制、村民自治两次大的历史变迁。当前内外力量变化推动农村社区形态及性质变迁,使社区管理体制再次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多元主体参与是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演进方向,当前实践中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为社区管理体制的重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从基本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模式四个方面入手重建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也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注入活力。     

民国时期新县制推行失败原因探究——以江西省为例

新县制是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努力推行的关于基层政权改革的重大举措,然而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人才措施不力、汲取资源不公、基层政治空气恶劣等原因,最终这一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形象,乡村也愈渐疏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成为革命根源。     

一级法人授权经营下的国有银行总分行关系及对分行行为的监控

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均采用一级法人、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由于总分行法律上是同一主体 ,总行必须为分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分行与总行效用目标却不一致 ,这种管理体制就不可避免地隐藏着较大风险 ,如何加强对分行行为的监控 ,减少或避免分行行为对银行整体利益造成的损害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一级法人体制下分行的法律地位及总分行的法律关系首先 ,可以确定的是 :分行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其总行承担 ,但总分行之间的授权管理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委托代理性质。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推进人大代表专职制面临的阻碍与途径

推进人大代表专职制是未来人大制度建设的目标之一,它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但在推行中会面临诸多阻碍,应从转变思想观念、制订相关法律和健全配套制度三个层面采取对策,排除阻碍。在实践中,可采取首先实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化,待条件成熟后再推行全国人大代表全部专职化的横向推进模式;也可以采取自上而下与由下自上双重纵向推进模式;或者通过个别试点,由点及面等多种途径,有步骤、有计划地渐进实施代表专职制。     

从定县到全国：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推广

近代中国的基层卫生建设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发展极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规划进行县级卫生建设,但迟迟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县级卫生建设方案。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效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创造的卫生模式,逐渐制定出县级卫生制度。定县卫生模式的经济高效以及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从制定到最终成型,再到全国推广,过程漫长而曲折,最终国民政府将县级卫生制度融入新县制当中,才使县级卫生制度推广到整个国统区。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距,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中国的银行内部监督机制探析

近代中国银行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大致由早期的诱致性向南京政府时期的强制性交替的路径演进,经历了晚清的混合管理、北洋时期的独立于其他部门而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南京政府时期的逐渐统一等三个阶段.南京政府以前,银行内部监督机制的功能由于受业务发展、风险增加等市场性力量影响,在吸收外资银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权力的提升也得到了加强;之后受政府力量的干预,银行内部监督脱离早期的自发演进轨迹,纳入政府需求的轨道,随后在战争、机构内迁等因素作用下,监督机制日益流于形式.     

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

从探寻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道制进行考察,可以将明清时期的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事务性的道,一是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分巡、分守、兵备道.后者是行政督察专员区制度的直接来源,其设置于明代,旨在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清代,巡、守、兵备道设置趋于合一,由功能单一的机构向集民、财、军及其他各种专项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转变,民国时期固定为省县之间的地方层级.从制度承袭的角度来讲,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直承民国时期道的建制;从运行机制与性质职能角度来讲.则与明清时期的道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