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与唐代田园山水诗的生成

王绩的20余首传统上被认为是田园诗的诗歌,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比,其发生的环境,体现的志趣及审美关照的视角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更具有山水诗的特点,笔者称之为"田园山水诗"。本文所谓的"田园山水诗",是点缀有少量田园词汇,以描写山野林泉等自然景致为主,并抒发隐逸幽情等相关情思的诗歌,属于山水诗的范畴。"田园山水诗"中与田园相关的词汇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在文化传统中代表一种脱离世俗官场,人格独立,洒脱高逸的状态。王绩创作田园山水诗是由自适其适、热爱山水的天性,以及"会意为功"的文学主张决定的,同时也是向山水诗人学习的结果。田园山水诗拓展了唐代山水诗的题材,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蕴,值得探讨。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布衣孟浩然在盛唐诗坛崛起的原因探析

孟浩然以山水诗而扬名于盛唐诗坛,他注重以"兴象"这种独特的体验方式来写山水诗,其诗清空淡泊、浑然自成,鲜明地体现出了与地域文化特质相关联的阴柔清新特色,但同时又杂以刚健之气.种种原因,使得孟浩然以一介布衣在盛唐诗坛崛起.     

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一直是治唐诗者关心的课题。本文将唐人的山林隐逸之风与盛唐山水田园诗联系起来考察，从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与六朝山水诗人在时代环境、隐逸目的、创作特点上之比较入手，深入剖析盛唐山水田园诗之清淡静态的美学意境，与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唐人奋发向上的时代性格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中反映出的时代美学观念的变化。全文着重探讨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那一代诗歌美学创造者的时代精神、时代性格、时代美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从中揭示出盛唐山水田园诗在诗歌意象和美学意蕴上的根本特征。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武则天之文学观与初唐洛阳诗坛

武则天是一位特殊的洛阳诗人.对于文学,她“尚文”、“尚用”,鼓励提拔文学之士,促使了洛阳“仕诗人”群的产生;她崇尚自然,带领群臣“石淙会饮”,开拓了初唐诗歌创作的题材,主张模山范水而不“滞”于山水,为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到来作了铺垫;她的颂诗“追求气势”,在初唐洛阳契合了时代的潮流,引领了时代的风范,促成了初唐新精神的萌发,为唐诗盛唐气象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发展的七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将呈现出七大趋势:民族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单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重要变量;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国际移民新群体的身影逐渐显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将进一步走向深化.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民族纠纷.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频发,死亡人数和惨烈程度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该地区较为复杂的气候和地质、地理环境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则是农民的耕地不足与普遍贫困、频繁的战争、政治腐败以及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西北地区百姓防灾、救灾能力低下.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

唐代小说落第士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屡屡落第,有坚持不懈而终成正果者;第二类是落第后,饥寒交迫漂泊他乡,甚至魂归异乡者;第三类是经受落第的打击后,归隐或甚至出家者。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在盛唐到中唐的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两类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的小说中,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走向衰败过程中士人的精神面貌。     

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一般原则确立的多维向度

确立共青团工作的一般原则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青团工作自身作为系统的内部条件。二是构成共青团工作环境的作为系统的外部条件,即环境条件。     

西藏投入西部开发要重新认识自身的特征

西藏是我国特殊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部开发对西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应对西部开发,就必须重新认识西藏地区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