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儒的早期萌芽及社会形态

第一章:术士说和司徒说中国两千多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但儒家不等同于儒学。统而言之,当“儒家”用于指称一种理论体系时,儒家和儒学便是同等价值的同义词;辨而析之,儒学只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创立提倡的思想理论。儒(儒家)的概念比儒学概念的外延要宽的多,其萌芽与形     

论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思想的形成

黄宗羲的心学思想在其成熟过程中,受到同为蕺山后学的陈确、董吴仲、恽仲升等人的影响,其中又以陈确思想的影响最为关键.在陈确思想的影响 下,黄宗羲逐步放弃了他在早期著作《子刘子行状》中所坚持的本体即是“未发之中”的观点,而将关注的视线由先天的本体释读转移到后天的工夫落实上,并最终于《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为思想宗旨的心学观点.在这种转变中,源自时代的思想压力与陈确思想的启发,是黄宗羲得出这一结论的两大原因.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文儒的兴起：中唐儒学与文学的交融演进

九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汉学＂模式的大总结,思想统一的气象表面上博大恢弘;安史之乱后,思想危机夹杂着政治危机,明经科的实用价值渐渐式微,以诗赋文才擅场的进士科风头愈炽,两者互相攻难对驳。证明文学价值的运动与渴求儒学新变的运动顺势并轨同行：儒学必须符合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并能为之服务,而非墨守九经正义的教条;文学必须面对时代新问题来轨物范众和经邦叙政,而非浮荡放纵不顾德行。儒学复兴的使命由韩愈自觉地担当起来,以文学运动形式别开生面地展开。一代文儒韩愈具有返本开新的方法意识,遵循时中法则和修辞策略,梳理出一条道统线索,在实践上掀开＂宋学＂序幕。     

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及其限制

当代儒学的发展问题备受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新世纪的发展机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文化交流与思想互鉴和人类生存困境中的人文价值凸显。儒学在当代发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儒学体系本身的悖论,一是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异质取向。学者们应该坚信儒学的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深入挖掘儒学的价值资源,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之“自由”范式论要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堪称儒家法政思想在晚期传统中国发展的最高峰。晚清以来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研究,自其开始就走向了困境重重的"民主"范式。本文尝试提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自由"范式,并对之予以初步论证,以努力在新的视阈和参照中,更深入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乃至整个传统中国法政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及其在现代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儒家政治哲学是以"仁"和"礼"为理论基底,强调以"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以"德治"为施政手段,以"安邦定国"为现实目标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体系。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仅积极地引导着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和施政之方,在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意识导向作用,而且传播于东亚,促成了中国儒学国际化的形成。至今,在韩国,一些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懈致力于探讨政治哲学,深入挖掘传统儒学的价值精髓和普适意义,在儒家修养论、理想国家论、社会思想、共同体思想和经世论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论唐代家训文化及其文学意义——以初盛唐士大夫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涵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初盛唐众多的家训资料中,士大夫家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初盛唐士大夫家训通过规范儒学基本理念、构建社会道德以及对为官以德的要求来传播和普及儒学,为儒学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士大夫家训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在文体上,专著式家训著作和家训诗歌开始出现;在内容上,注重后天学习、养成一定的文学修养的要求增多;文人的生长环境和家学传承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学识修养及今后的学术兴趣.     

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

继战国文学而揭幕的(秦)两汉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封建专制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儒学终于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并理所当然地对有汉一代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汉代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复杂原因,同时也由于儒家狭隘实用的功利主义哲学经常造成对文学的束缚、损害和破坏,这就使道家思想始终得以作为一种与儒学相补相抗的理论而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同样不可低估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两汉文学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对两汉文学以及后来文学发展的作用如何?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庄思想的历史功过,同时,它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以从中取得借鉴方面,都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儒学发展历史简述

本文以通俗的方式,分六经概述、儒学与先秦诸子的融会、两汉与魏晋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四个部分简要介绍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注意提揭各个时期儒学的特点,及各历史时期前后思想承接脉络。对儒学与经学、文学、史学的关系,儒学对各时代政治哲学、伦理思想、社会思潮的影响,儒学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树立上所起的作用,儒学与佛家、道家的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关节点,也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