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科学时代的戏剧""——重读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和实践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称之为叙事的、反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心理主义的戏剧叙事,是一种开创现代戏剧的尝试,即为现代"科学时代"提供一种戏剧.他不断探索戏剧的创新形式,追求旨在哲学认识的审美方法,如叙事化、陌生化、历史化等,都源于他的审美原则和主要着眼点,即"旧"与"新"的区分.在他看来,...     

论文学的"非理性"与欣赏的"反懂"性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特征,这决定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具有"反懂"性.具体表现为:有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意义,对于这样的作品,欣赏当然不能以"懂"为标准,可以是"反懂"的.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以"反懂"的方式写作的,对其欣赏当然或至少可以是"反懂"的.     

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

革命英雄理念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虽没直接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但探讨革命英雄理念却绕不过他的英雄观.其实早在20年代革命英雄理念已提出来,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勃兴时,它便具有完整的理念形态;不过把革命英雄理念与个体英雄或个人主义英雄对立起来,将主观想像的英雄强加给现实中的英雄,却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相悖理.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两个必然"理论:反全球化视野中的新探索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狂飙式推进,反全球化运动也如影随形并呈燎原之势.反全球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队伍,积聚了社会主义因素,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反全球化运动的趋势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可能性,昭示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宋江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而唐僧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宋江和唐僧却平庸、无能,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三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     

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合式"解读--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之际

在实施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对马克思哲学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揭示"前联系"的发生学理解方式、掌握"自联系"的马哲史理解方式、研究"后联系"的对话式理解方式、注重"外联系"的实践论理解方式,诸理解方式各有其价值并需正确地加以把握.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对诸理解方式加以整合,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学理和资源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达到"综合解读"、"创新研究"的目标.     

夏·勃朗特视域中的拜伦式英雄

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一类男性人物形象——拜伦式英雄,是独特的、勃朗特式的,其美学成因主要有阅读经验、审美选择、地域环境、现实影响等。而勃氏的拜伦式英雄因对继承的超越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矛盾性、阳刚性,以及既"拜伦式"又"反拜伦式"的男女情爱模式,使其成为一个可临摹不可攀越的艺术原型。     

"侔式推理"解构

"侔式推理"是"墨辩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侔"是推理、反推理和非推理的大杂烩,"侔"的定义即"比辞而俱行",就是各种"侔"的共同的语言形式或修辞特征的概括,"侔"的内涵属于语言学或修辞学而非逻辑学,"侔"的外延与推理有交叉关系而非种属关系."侔式推理"是对"侔"的过度诠释的产物,所谓"侔式推理"的形式和规则纯属误解和臆造.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的现象学解读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反对一切现成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这就为重新解读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提供了新契机和新方法.与胡塞尔一样,马克思的人的"感性活动"是对康德式"认识如何可能"的一种回应,只不过它是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墨子社会思想的理性色彩与其"非乐"论的祛魅性质

20世纪印年代在墨子研究中形成的"出身决定论"观念至今依然存留,这就影响了对其思想形成更为恰当的看法,乃至把"天志"、"明鬼"、"非乐"等主张中的历史进步性因素理解为"狭隘性".抛开时墨子没有确实根据而被认定的"小生产者"出身,则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代独立的士阶层的代表,其历史使命即为未来社会勾画理想蓝图,并付诸实际;这一蓝图具有充分反宗法的理性色彩.墨子"非乐"属于"礼崩乐坏"时期的总体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在人的观念中的回应.他把"乐"归原为乐之本身,从而以"利害"为尺度,祛除了当时泛滥之乐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魅,是对氏族、"封建"文化的清算,在推动文艺观念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雄不再"的社会学意义

历史上的英雄,是指那种"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力能服众,勇能排难"者.现代信息社会,已经失去了这种英雄产生的土壤."英雄不再"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事情,这已获得高度共识.全球信息社会中再提"英雄"可以是个人主义式的美学生活,对于有勇气的个人来说,可以与系统化的网络关系保持张力,或若即若离的关系.过去历史英雄的苦难以及无畏死亡,与这个美学与存在的张力有着相通之处."英雄不再"是一种社会学式的描述,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历史英雄的种种已在宇宙中消失.再提"英雄"的社会学意义,乃是希望它立足生活世界,在和体制系统的周旋中保持可能的张力与勇气,并且有能力与魄力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将过去与未来拉近于现实.     

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巴丢文艺思想初探

法国当代重要哲学家阿兰·巴丢对当代三大主流哲学(分析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持质疑、批判的态度,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关于单一性的哲学、事件哲学和现代新理性哲学".关于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问题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他的专著<非美学手册>就是试图寻找艺术与哲学关系的"第四种"方式--一种"非美学"的新构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的艺术真理观和艺术主体观.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的本体转换

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在"知性制式"、"先验预设"、"学理至上"三原则混成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中构筑了它的"理性存在论".它在后来必然要遭遇到的整体"断裂"之前,曾发生过"内部的颠覆和造反".但是,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克服和超越了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怪影",并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唯物史观的方法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三维视界融合"的全新思维方式,实现了"理性存在"向"社会存在"的本体转换,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树立起"社会存在论"的理论丰碑,为存在论在哲学上的历史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向.     

麦田和红色的背后——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象征艺术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现代经典"之一,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也是一个倍受评论家关注的形象.他厌恶现实社会的"假模假式",希望能返回理想世界寻求庇护.文章通过考察麦田和红色鸭舌帽的象征意义来揭示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转变.     

试论江泽民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江泽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在战略重点转移的条件把握、方式选择和意义的体现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