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管理者自信对实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金融化加速形成过程中实业投资率稳健下降引起社会的普遍焦虑,但该谜题尚未真正破解.本文构建包括7个维度的管理者自信评价体系,并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自信影响实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整体而言,管理者自信抑制企业的实业投资.但是,适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实业投资,而管理者的过度谨慎与过度自信将削弱实业投资意愿,导致管理者自信与实业投资呈现出"倒U型"关系.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本投资

本文以2005-2009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情绪感染理论和迎合理论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幅度较大,其波动的情绪感染和影响了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与一般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管理者使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资本投资之间的敏感性增强,加大了公司的投资支出。相比较而言,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更会感染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情绪,使之提升公司投资水平;而当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其引发的感染效应减弱;对于投资水平较高的公司,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新兴的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资本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兼论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文章从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现金股利的支付程度两个角度入手,综合考虑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重点检验现金流不确定性的作用强度,以达到更加全面分析现金股利政策的目的。结果表明: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现金股利支付程度均受到宏微观因素的显著影响;现金流不确定性对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显著影响,但对现金股利发放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及代理问题探析

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完成,通过对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发放因素变量的研究表明,在存在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公司会减少发放现金股利.虽然在股改之后第一大股东对于现金股利还有正向偏好,但是程度在逐渐减轻,一定程度上使大股东减少了通过股利对公司资产的侵蚀,流通股比例在股改前后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股改前后,中小股东始终对发放现金股利持不欢迎态度,股改并未能彻底缓解大股东的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理论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优化

西方股利政策普遍认为,现金股利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环境,存在非常严重的代理问题,导致现有的股利分配制度不仅无法充当控制代理成本的工具,而且使代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对股东的收益贡献甚微,重融资轻回报的现象非常严重,股利政策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较高.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基本特征出发,以降低代理成本为目标,优化股利政策的措施:实行稳定股利政策,使派现成为上市公司的自发行为;降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的成本差异,鼓励上市公司使用债务融资工具,为最优股利政策的制定创造条件;增强投资者的权利意识教育,提高甄别股利政策信息的能力.     

从产权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

文章从产权理论中的监督成本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很多情况下,高层管理者直接来自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现金股利分配上存在的分歧。由于目前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以及中小股东对公司决策上自我权利保护的缺失,导致了中小股东对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具有控股权和公司管理权的股东）在股利分配政策决策方面的监督成本十分高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而且中小股东自己也要提高在公司中参与决策和积极性和管理意识。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机的实证研究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其发展既推动金融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后危机时代,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盈利预测偏差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探究过度自信对管理者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机的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管理者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机的强度存在上升的趋势,同时,公司成长性、管理者薪酬以及管理者持股比率也不同程度的增强了管理者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机的强度,而自由现金流的增加会降低管理者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机的强度。     

自由现金流量、代理问题与审计费用——来自连续审计的证据

根据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本文以2006-2009年注册会计师连续审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审计费用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负债水平和现金股利对自由现金流量代理问题的控制效应,通过检验后发现:在连续审计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费用与现金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高成长机会公司尤为显著；在高现金流量公司,高现金股利减少了公司的审计费用,即我国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可以起到减少代理成本的监督治理作用,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负债对代理问题的控制效应并不明显.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研究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在对企业投资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的同时,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塑造管理者过度自信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敏感性增加。     

股利政策承诺、现金持有水平与过度投资行为

为了引导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2011年我国证监会出台了政策,要求申请上市的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上市之后的分红比例做出承诺。承诺不同分红比例的企业兑现承诺需要的现金流不同,因此其现金流的使用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那么,这一差异能否解释企业上市之后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过度投资倾向?文章以通过证监会审核并且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相比承诺分红比例较低的公司,分红承诺比例较高的公司现金资产与现金流的关系更加显著,支持了承诺高分配比例的公司出于预防性动机,在现金流中保留了较多比例的现金资产;(2)承诺高分配比例的公司过度投资的倾向更低,说明现金分红承诺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倾向。我们发现证监会的新政不仅提高了现金分红决策的透明度,还对公司财务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现金股利偏好的三种理论比较与启示

股利代理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和股利消费心理理论都是解释现金股利偏好的理论,但三者在研究前提和角度、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品质。比较三个理论得到的启示是:上市公司应充分考虑投资者偏好的收益形式,以更好地进行财务决策;政策制定者应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待现金股利问题;现金股利研究过程中,应多进行跨学科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应并重。     

地理位置与公司现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助2004-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市场化进程,我们系统考察了地理位置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处中心城市(或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明显高于偏远地区(或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公司,且其现金持有价值也明显优于后者,偏远地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则呈现"双低并存"的现象;市场化进程的提高会显著弱化地理位置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偏远地区公司现金持有的"双低并存"源于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代理行为在降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也损害了其持有价值,验证了地理位置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代理冲突途径,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则能有效缓解地理位置引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结论在揭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区域差异的同时,也为公司的现金管理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利政策文献综述

股利政策问题是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西方财务学界对股利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及股利为什么会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从放宽MM股利无关论的假设条件着手,股利政策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虽然学术界提出了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解释股利政策,但仍难以得出股利政策决定因素的一致性结论,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股份制企业股利政策的选择

股利政策是指股份制企业确定股利及与股利相关的事项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股利政策在股份制企业经营决策中占重要地位,是企业的核心财务问题,它既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又影响公司的外部筹资能力和内部积累能力,同时也与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股份制企业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公司经济发展的股利政策。 一、选择股利政策应考虑的因素 (一)股利发放的限制性条件对选择股利政策的影响 为了保护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对股利的分配予以一定的硬性限制,主要包括: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我见

股利政策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务问题之一,一直受到多方关注.因为股利的发放既关系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又关系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因此,如何制定股利政策,使股利的发放与公司的未来持续发展相适应,并使公司股票价格稳中有升,便成了公司管理层的终极目标.     

股利政策连续性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短期效应的实证分析

股利政策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措施,可以作为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情况的重要分析素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变化同证券市场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迅速走向成熟。本文以股利支付频率作为分组变量,利用信号传递效应中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对股利宣告日、除权除息日两大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股利支付连续稳定性对超额收益有重要影响。建议理性投资者将投资结构向有稳定股利政策的公司倾斜,监管层则应通过政策推动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成熟化,逐步构建回馈投资者的良性市场。     

企业家能力、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

企业家作为公司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领导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家能力也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能力越强的企业家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这是因为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企业家能力的增强,其地位逐步得到巩固,管理者手中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加,这就会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在民营控股企业中,企业家能力与过度投资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说明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较小。     

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双重迎合性研究——来自A股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经验数据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较非国有更倾向于进行现金分红。特别是随着国有上市公司派现数量的逐年增多,为规范其"分红"行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上市公司"分红"的动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因此文章选取2007-2012年深沪A股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控股大股东、市场中小投资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经过实证考察了这两者与国有上市公司"分红"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在"分红"中存在"双重"迎合现象:一方面,企业发放红利为大股东输送上市公司的现金提供了可能,企业管理者迫于大股东的控制权不得不去迎合其对现金股利的需求,而有效的制衡可以约束大股东行为;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为了能迅速提升企业价值,彰显自身才干,也会考虑市场中小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偏好而采取迎合性的"分红"政策。     

财务造假、盈余管理与管理层期权激励

按照经济人假设,人均是自利的。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是因为他们通过造假获取的收益远远大于造假的成本。但由于市场并不总是有效,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制约,管理者通过操纵报表制造虚假业绩,未必能推动股价上涨。因此,一般情况下,管理者造假的意愿并不是很强,如果管理者能通过操纵财务报表获取利益,这说明他们实际已控制了整个企业,因此,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在职消费、过度的股利分配政策等手段为自己谋福利,当两者都可以为其带来同等的效用时,管理者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在职消费,因为在职消费的成本由全体股东承担,收益却是由其独自享受。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信号传递的影响

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发展,投资者对股利作为的作用越来越重视,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股利政策的实施基础有所不同,即使解决了非流通股股东流通权的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同股同权,但新的挑战依然存在。而这些特殊性才是判断现金股利传递信号价值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