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发展趋势探析——兼论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它对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意义重大,同时又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该原则出现了补充条款,其适用范围也受到了限制,并引入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我国<引渡法>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相关制度.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析论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对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意义重大,但它自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同时又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立了这一引渡制度.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的发展和适用

2000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发展状况来看,近年来,该原则在国际引渡合作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死刑与人权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一个国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接受和承认,似乎已在一定程度上同该国在保护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规定。     

双重犯罪原则及其发展趋势——兼论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对于国家相互之间开展引渡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这一引渡原则。我国《引渡法》也要顺应这一趋势加以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的"猎狐2014"、"猎狐2015"专项行动与国内反腐败浪潮遥相呼应,是当前反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猎狐行动"的方式一般有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四种,其中引渡方式是最主要的方式,但其在海外追逃中存在诸多困境。一方面需要加紧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另一方面需要修订《引渡法》,主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规则的一致性。《引渡法》宜规定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及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明确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增设死刑不引渡原则。     

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思考

我国立法、司法界基于本土化高于国际化因素使然，对法理、法之精神以及对司法权威的僵化认识，忽略了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真正步入权利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引渡法中没有将死刑不引渡原则明文加以规定。为适应国际化趋势，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进行立法完善。 〖HTH〗关键词：〖HTK〗     

中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探析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在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中国的《引渡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第二,同中国缔结引渡条约的国家数量少,明确规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约更是寥寥无几。第三,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引渡案例存在一事一议、诉辩交易的特点,并且办案成本较高。中国必须从立法的根本层面入手,在《引渡法》中明确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法律地位,进一步限制和完善《刑法》中的死刑制度。这样才能有利于和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引渡合作,更好地实现中国司法主权。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关于我国引渡立法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颁布、施行 ,不等于学术研究的停止 ,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还亟待作深入研究。笔者本着对国家利益负责的精神 ,对引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引渡的立法模式、引渡的裁定权、引渡的强制措施四个疑难问题进行探讨性思考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希望能对我国的引渡立法有所裨益。     

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看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之一,尊重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有关国家在引渡过程中应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充分保障被请求引渡对象的人权.     

“限制-保护”模式下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逆向矫正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中引渡制度里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但该原则并非绝对,也应受到限制。近年我国重视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工作,同时也积极提倡保护依相应国际公约或习惯而被认定为政治犯的合法权益。"限制—保护"模式是指在保障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适用的前提下,明确限制的轮廓,接受国从而对滥用此原则规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引渡的决定。这一理论模式有助于我国海外追逃工作的纵深推进。实现这一模式,需要在"限制"和"保护"之间设定一种主次性的平衡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设立一定的轮廓来界定两者的边界,才能有效地矫正并衡平这一模式下的各方权益。     

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的依据及法律障碍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积极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人道主义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要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有效管辖,就必须借助引渡形式。但国际刑事法院向《罗马规约》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战争罪的过渡条款、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等。作为《罗马规约》非缔约国,中国可依据双重犯罪原则、《规约》补充性管辖权和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权。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从适用范围角度谈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的限制问题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引渡规则,在引渡的各项规则中,普及程度最高,法律地位最高,甚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以及各种危害人类基本权利和生存犯罪的重视以及认识的统一,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安全阀”作用日益降低,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不让这一原则成为犯罪分子躲避制裁的护身符,因此,各国对这一原则的限制越来越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研究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体现了缔约国在共同反腐败上的决心.其中的引渡制度的规定,如不完全的双重犯罪原则、附带引渡问题、财税犯罪可引渡、腐败犯罪非政治化努力等,为缔约国之间的引渡腐败犯罪人实践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对惩罚腐败犯罪分子,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意义深远.     

论国际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犯罪的趋势也在不断地上升,一些单纯的国内犯罪已经逐步演变为较为复杂的国际犯罪。众所周知,国际法是靠国家单独或集体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面对着诸如洗钱,毒品等较为复杂的跨国犯罪,单单靠国家单独的力量是很难打击的。所以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司法协助来打击这些跨国犯罪,通过国家之前长期的司法实践引渡制度应运而生。而双重犯罪原则作为引渡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引渡首先要满足的条件,在引渡制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研究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体现了缔约国在共同反腐败上的决心。其中的引渡制度的规定,如不完全的双重犯罪原则、附带引渡问题、财税犯罪可引渡、腐败犯罪非政治化努力等,为缔约国之间的引渡腐败犯罪人实践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对惩罚腐败犯罪分子,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意义深远。     

试论我国的引渡制度

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涉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只是提供了一种形式上最有效的方式,跨国"避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引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自不例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参加或签署的国际条约在引渡实践中存在局限性、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存在缺陷,双边友好协商方式运作艰难.二是中国引渡制度实现中的政治、经济、人权、法律等阻碍因素.     

缺席审判与引渡追逃的紧张关系及突破

为加大反腐败和国际追逃工作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缺席审判程序。但缺席审判程序能否实现此次修法的预期目标,学术界存在分歧。国际实践表明,缺席审判与引渡追逃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缺席审判不仅是常见的拒绝引渡理由之一,还可能因为不符合"公平审判要求"影响引渡合作的展开。对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缺席审判程序存在"送达规则不能保障被告人知情权""审前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缺失"等问题,可能妨碍我国与外国的引渡合作。为改进我国现行的缺席审判程序,提高外国对我国缺席判决的司法认同,中国应建立"确保已知"的缺席审判适用前提,允许律师辩护权延伸到审前阶段并积极发挥申请重审权的权利救济作用,以突破缺席审判对引渡追逃造成的障碍,实现通过缺席审判进行反腐败追逃的目标。     

论“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的运用

本文探讨"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运用历程.中国于1860年代引进此观念,首次在国家实践中运用,应是1919年巴黎和会及撤销外蒙自治.1920年代初期,在废除<中日民四条约>及收回旅大运动时,有进一步发展.1925年五卅惨案后,北京及广州政府都引用此原则发表修约及废约宣言.1926年初,北京外交部引用此原则与法、日等国交涉修约,并宣布废止<中比条约>,在国际法庭争议时,国际法学家对此原则有深入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对各国要求修约,主要也是引用此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引用<九国公约>自保,强调"条约神圣原则",日本反而引用"情势变迁原则",要求废弃<九国公约>.这个历程,展现了外交史与国际法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