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与社会：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边界与使命

中西传统学术概念与今日学术之界定是不同的。从“学术”含义而言，《说文解字》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说文解字》释“术”曰：“邑中道也”，引申之义为门径、方法。可见，在传统语境中，中国古代学术具有通识教育的倾向，与西方古典学术概念类似。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与学术相关的真理概念具有宗教、道德和认知的三重维度。     

王国维"为学三变”缘由探析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成长经历,又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他在治学上涉及多个领域,并都卓有成就.本文主要就其治学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和探讨,通过其"为学三变”,来了解王国维的个性及学术成就.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术一词的考证分析,提出学者应该有从事纯正学术的道德自律,而不应该以学术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不应该做违背学术规范的"喻利之小人"."正其学于先",即学者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慎其术于后",即学者的治学之方应遵守具体的学术规范.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

"重读胡塞尔"口号的提出显示了我们的思考前提与当前西方学界的"哲学共识"之间存在着颇多不同之处。对于当代西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学术的制度性规范,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对峙",实乃现代哲学和人文理论发展史上"理性方向"和"非理性方向"间"世纪性对峙"之典型。面对根深蒂固的制度化学术格局,唯有中国传统仁学的主体伦理学态度之介入或有可能提供合乎理想的治学方向。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论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阙疑观

<正> 经过对中国学术史的深刻反思和自己治学经验的悉心总结,王国维的阙疑观成了他整个学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从某种视角言,阙疑法似乎是一种负面的方法,但是唯其正确运用,成了王国维走向成功的又一阶梯。诚如王国维的评价:“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讨,请读者指正。(一) 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始终自觉地从中国传统学术中觅取治学方法之工具,又从西方学     

从地域文化层面解读梁启超学术的平民色彩

出身岭南的文化大师梁启超,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尽管无法与同时代许多著名学者相提并论,其学术影响之深远,也是后者难与比肩的.这种学术文化现象耐人寻味.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其学术有着别具一格的面貌与个性,而且更与其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有着内在而密切的关联.以往学者从学理层面对其学术及其价值的论证,有不少只停留在表象,未能揭示其个中原由.     

文化自觉与本土中国学

近年来,有学者在对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分析中国和平崛起及其软实力明显不足的现状,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本土"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构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探寻、把握和提炼,进而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视野、中国形象,总结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经验,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学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西方理论的价值评判和负面影响,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的对话.如此远见卓识的构想,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及对塑造21世纪中国新形象、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热切渴望.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蒋寅诗学三变

蒋寅以研治中国诗学著称。通观他近三十年的著述成果，其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古代诗学相关命题的阐释与理论批评上，治学范围经历了从中古到近古文学的跨越。《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一书集中收录了蒋寅三十年的诗学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他的诗学思想轨迹，以及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人心态史研究、从文献稽考到理论总结与建构的双线交叉并进的学术脉络。其诠释路径往往蕴涵着历史、文化与美学三重视角的审视，堪堪代表了他学术思想认识上的三次嬗变。此故，蒋寅诗学三变更强调三重思考视角之变，不变的则是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一以贯之的真理探索精神、学术自由心态和理论建设意识。     

论"为己之学"与"价值无涉"两种方法论的伦理取向——一个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

不同方法论的背后不同程度地隐含了不同的伦理取向.依据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无涉"两种方法论原则,对"为己之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方法论和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两种方法论原则中所包含的价值取向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进一步挖掘两种治学方法对善恶本质认识的不同,为区分中西哲学思考模式的不同提供另一个视角的理解.     

分封鲁国的学术文化史意义

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带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官学下移,即西周王室的学术下移到了诸侯国.这在分封鲁国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分封鲁国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注入了新的因素,使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较之夏、商时期的史官之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它为春秋以来邹鲁(搢)绅之学及孔子儒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吕祖谦的学术风格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学者,其学术风格在当时学术界颇具特色.他在学术态度上"平人易气",对诸家学说"约偏持中","公平观理所在";在学术交往中摒弃狭隘的门派观念,广泛交游,"相接以心";在治学上"兼总众说"而成"一家之言",其学术体系呈现"广"、"博"、"通"的特点;在为学取向上具有讲究务实、追求经世致用的倾向,从而与"正统"理学流派拉开了距离.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论略

评判一件事物,把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面前,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对待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亦如此.比如说,以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坐标,我们当能认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全面创新的时期,其进展之巨大、变化之迅疾、体貌之新颖、流派之纷繁乃至成果之琳琅满目,均属空前,故而其历史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但若我们转换一下坐标,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与世界的联系上来考察,也就是从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估量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意义,就会产生不同的观感.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一个基本态势,便是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促使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全面推陈出新的重要契机.但在这交流过程之中,由于时代的落差,面对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的强势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常处于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1]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