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结构: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基于CFPS2016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从消费分层的视角来看中国家庭的阶层结构,有助于在传统的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外,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在检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建构了一套包含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新消费分层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和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了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个消费阶层,由此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重点讨论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结构,其中,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结构,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家庭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既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也与家庭收入和户主职业阶层密切相关,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着独立的分层逻辑。     

惠农政策的成效评价:农民视角——基于全国245村3641户农民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农民为视角,通过分析全国245个村、364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了解农民对国家持续推出的惠农政策的反响与评价。经过调研发现:整体而言,农民热切关注惠农政策,理性参与政策评价,对惠农政策整体比较满意。农村高龄人群、高学历人群、高收入人群对惠农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实惠感更强。具体而言,从惠农政策内容来看,税费改革和粮食补贴饱受农民好评,小额信贷、农业保险评价一般;从惠农政策的时效性来看,农民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受惠面积广的惠农政策评价最高;从惠农政策属性来看,农民对制度基础性惠农政策评价最高,对经济刺激性惠农政策评价最低。因此,政府应该在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分类推进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惠农政策地位,完善惠农政策体系、调整惠农政策结构与转变惠农政策信息传播方式,以确保其顺利运转,发挥最大效用。     

中国奖扶政策对计生家庭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西部微观家庭的调查

对四川省三个市所辖的三个区县中400户家庭的调查分析显示,国家人口计生利益方向机制实施6年来,确实提高了计生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对计生家庭的经济影响并不显著。国家的奖扶政策尚不能完全将计生家庭为社会的人口红利支府的私人成本内生化,目前有关以奖扶政策为核心的利益导向政策还有待调整。     

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     

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

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僧侣人口:土地、家庭与村庄结构之间的动力——一个安多藏区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从土地、措巴和僧侣人口的关系出发,与戈尔斯坦关于僧侣人口与家庭策略相关的观点进行讨论,指出僧侣人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家庭策略的结果,因为有“措巴”这一社会机制存在,人们有各种生计的可能.进而说明,人们出家为僧,是一种家庭的神圣性观念的体现,也是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     

广辟增收渠道加快农民致富——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 ,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成为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城乡经济协调运行的角度出发 ,应立足结构调整 ,加大投入力度 ,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但 1 997年以来 ,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 ,新形势下要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有四条途径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非农产业和小城镇建设 ;清费治乱 ,减轻农民负担。     

收入分配:一个从生产要素层面的分析框架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经济主体拥有生产要素资源的数量以及要素的报酬率。显然,要寻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首先必须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及要素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一源头上进行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其微观动因、内在的分配过程以及特殊的分配方式;而研究要素分配问题,关注的是生产要素在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布情况、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以及这种分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素层面的分析,不仅能阐明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问题,更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试论新时期农村稳定与增加农民收入

改革使乡村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 ,也使乡村的基础性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 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密切干群关系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种顺理成章的关系改变并没有充分实现 ,两者间的一些矛盾仍然是农村工作中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笔者认为 ,农村稳定是农民增收的先决条件 ,保持农村稳定 ,就能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 ,中国的农民问题、农村稳定问题 ,归根到底是农民增收问题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战略性调整阶段 ,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农民增收问题 ,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的选择、确定问题及改进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的政策执行手段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通常使用的政策执行手段有五种,政策执行手段具有某些作用特性。选择、确定合适的政策手段,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选择、确定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     

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中,消费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率,即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而不是短期内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它的高低适中不能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情况来判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消费率由低转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消费率的上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宏观上实现一系列的国民收入分配机理运行工程,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扩大公共消费工程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     

我国社会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

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社会收入再分配领域忽略公平的种种具体表现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收入再分配关系,化解矛盾,兼顾公平的系列对策措施,以为相关部门及研究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     

玉溪市农民增收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云南省玉溪市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其主要原因一是市场疲软,无市无价;二是流通不畅,有市无价;三是通货紧缩,购买力增幅下降;四是结构调整缓慢,特色产品开发不够;五是劳动者素质不高,农业科技创新不够;六是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不够,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按照玉溪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现状,全市可分为六类地带,根据不同地带的实际,实施地带特色经济发展战略,是增强玉溪市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1997—2010年的数据

住房保障政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但社会各界对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1997—2010年国家宏观数据,在控制国民财富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了长期住房保障政策和2008年短期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住房保障政策显著平抑了房价,但并没有抑制住房购买量,增强了民众购买价廉物美住房的可能,总体上增进了国民福利;2008年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与长期住房保障政策联手显著抑制了房价上涨,对住房销售量也有负向作用。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解释了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协调长短期住房保障政策、保障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等建议。     

古巴的家庭医生制度及对中国农村医改的启示

古巴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疗强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遍及城乡的家庭医生制度.古巴的家庭医生扎根在城乡的社区、乡村,为居民提供早期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古巴的家庭医生是综合性的医学专家,有严格的准入制度,采取24小时全天候服务方式.古巴的家庭医生制度为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中国农村医改不宜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应采用大病靠新型合作医疗、小病依靠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家庭医生制度--新型赤脚医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