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红军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

1930年,红一方面军的指挥者毛泽东面对强敌的进攻,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在罗坊会议上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使弱小的红军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战争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在红军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反"围剿"时期红军对无线电技术的保护利用

在反"围剿"期间,由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红军对缴获的无线电台进行了重点保护,同时争取留用相关技术人员,使红军的无线电通信队得以迅速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这对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顺利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并最终取得长期革命斗争的胜利,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打破经济封锁,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以及取得前四次军事反"围剿"胜利等,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成功实践,以史为鉴,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为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与当时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必然与发动、依靠群众的力量相结合,必然与重视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相结合,必然与大力弘扬苏区光荣传统相结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

自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及其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指责,尔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调回苏区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直至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未得参与军事指挥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加之红军长征初期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使党和红军许多领导人开始改变态度,重新选择毛泽东的领导,特别是推崇其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则开始由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继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军事三人团成员"、"陕甘支队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委主席",终为"中央军委主席".正是有了毛泽东掌舵全局,才能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导引红军长征步步走向胜利之途.     

红七军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

1931年夏天,红七军离桂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归彭德怀同志领导的三军团指挥,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红七军在这两次反“围剿”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全军从思想上、战斗作风上日趋成熟,新的战斗骨干大批涌现,如反“围剿”前,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还是连长,反     

读《湘灵歌》札记

《湘灵歌》是鲁迅旧诗研究中的难点之一。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写作背景和诗的内容的理解存有分歧。一、关于写作背景对这首诗写作背景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的背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是红军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红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鲁迅身在白区心在苏区”,他“在获悉反‘围     

浅议中央苏区所发行的三次公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央苏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在此期间,为缓解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支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这三次公债的发行,对稳定苏区财政,支援革命战争,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史。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本文目的在于,同大家一起回顾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策划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就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江西兼任南昌行营主任。三月中旬,蒋介石已纠集了反动     

中央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

中央根据地的反第一次“围剿”战役,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当时,敌军以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共计十万多人的雄厚兵力,分八路纵队,气势汹汹,向中央根据地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虽只有四万人,但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取得了龙冈大捷和东韶大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底在吉水等地的农村调查

一九三○年,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蓬勃向前发展的一年,也是革命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准备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一年。为要深刻了解我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引导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下了许多农村调查著作。笔者现要学习与研究的是,正处于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军“诱敌深入”途中,毛泽东同志在吉水等地所作的《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及《赣西土地分配情形》等几个小型农村调查著作。一二浅见,献与同志们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红军长征与毛泽东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原因新探

目前史学界有不少人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张国焘推行逃跑主义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战略上的唯一出路。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在客观上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大兵压境,准备较充分,计划周密,指挥统一,实行步步为营、纵深配合的战术,整个形势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主观上,由于组织这次反“围剿”的主要领导者张国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军事上的瞎指挥,使这次     

红军长征的壮举永载史册

<正>6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特有的姿态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毛泽东在1935年曾论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今天,红军长征仍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并在继续深化其印迹.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曾经历两次历史性转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北伐战争失败后,我党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舆论的丧失与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崩溃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的四年多时间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内战的最终爆发,伪国大的召开,民盟的被解散,人民的反内战,直到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社会的舆论始终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舆论的分析、褒贬、扬抑在客观上对大众有着导向的作用,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过程和政治原因,也是在这种逐渐明朗的舆论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最终陷入孤立的地位.     

《拿来主义》浅析

《拿来主义》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年六月,当时正“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一方面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焚烧古今中外的一切进步书籍。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种书籍。同时,蒋介石还强制推行     

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中央苏区军民连续4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夺目的一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加上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过于强大,致使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过去了近80年,但用鲜血换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从中所得出的有益启示,有助于把我们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规模调适与功能优化:罗坊会议前后的中央苏区地方武装

中共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中创建的武装力量,随着革命的现实需要不断整合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方武装,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地方武装几乎被"绝对集中"到主力红军中,这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但地方武装的削弱也使苏区遭受损失.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罗坊会议在一系列争论后实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也使苏区领导人深化了对地方武装规模和功能的认识.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苏区地方武装恢复和健强起来,在规模上能够与主力红军保持一定的张力,形成较为稳定的武装层级体系;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承担起动员组织群众、护卫地方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等任务,成为苏区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的重要载体和中共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根据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结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实际作出的科学论断.然而,在学术界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理论根据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来驳倒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正确性,驳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     

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而没有涉及其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呢?主要原因有: 1.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对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顾及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会上激烈争论的中心内容。军事问题的争论,首先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