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士绅的禁奢活动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逐渐流行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官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促使他们积极从事革除奢侈风气的努力。对于官府禁令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主要目标，而士绅的改革而言，他们期望直接面对庶民大众，他们的禁奢是从自我到宗族乡村的过程。官方和士绅的作用往往是交互的。     

儒家士人精神与当代公民社会建设

传统士绅社会是一个自治性民间社会,它在代表社群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影响政府行政等方面具有与市民社会相近或相同的功能.士绅社会的权威和治理原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当代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并且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儒家士人精神包含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抗衡意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培育公民人格、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以礼正俗:儒家自然法与传统契约精神

本文以民事契约为切入点,探讨儒家自然法思想对传统契约精神深度模式的内在影响力及其外在拘束力,认为儒家自然法下的传统契约法精神呈道德化、人情化倾向,其外在表现则依赖民间权威系统(士绅阶层及家族制度)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导致传统契约呈浓厚习惯法色彩,最终完成儒家正统皇权的社会控制。     

节俭与奢侈：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魏晋南北朝轻财风气论

魏晋南北朝的轻财风气主要表现为轻财好施、轻财散财、轻财重义、轻财重士、家无余财或不营产业等。这一时期的轻财风气不仅受到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建功立业等功利思想或政治动机的影响,以及社会财富转手无常现象等因素的影响。有些轻财者散财后其家庭物质生活并未降低,而有些轻财者散财后家庭生活却大受影响。这一时期的轻财风气与重财奢侈风气相对抗,有助于救济时难,缓和社会矛盾,轻财风气也易于凝聚人心而形成以轻财者为中心的实力集团。     

对明清白族本主庙碑文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大理乡间的本主庙里留存有一些刻制于明清至民国年间的碑文,在历史人类学看来,通过碑文,可以理解彼时此地的信仰世界并进而了解到本主崇拜背后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策略,当地必须将自己崇祀的神明从"淫祀"的嫌疑中解脱出来,当地人一般都会按照国家推崇的逻辑方式对象征资源进行操作,从而使国家礼制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本主庙碑文的说法和内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士绅进而是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的整体塑造,本主信仰的发达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民间推广的结果.     

民国初年四川的反缠足活动(1912 - 1917)． ——以官方措施为主的考察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可初步重建 1 91 2 - 1 91 7年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晚清开始的从劝到禁的进程在民初得到延续 ,但政治权势的变更导致已经被打压到边缘的东西又变成可以重新讨论的问题 ,在究竟以官力禁罚为主还是以劝导为主 ,以及劝导之责主要在民间士绅还是仍由官方进行等方面 ,民国初年出现了分歧。一段时期内曾出现民间反复要求官方严禁 ,而官方却认为应当由士绅进行劝导的现象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清代湖南婚姻礼仪消费及特点

清代湖南的婚姻礼仪消费表现出逾越礼制性、奢侈性和婚嫁论财性等特征。清代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形成当地婚礼消费特征的物质基础,当时全国流行的奢靡风气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则起到了导向作用。研究清代湖南婚姻消费现象,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的消极影响及其对策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由简朴变为奢侈,尽管有促进就业等积极作用,但更多是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为此,明代人提出不同建议,试图改变风气.但效果甚微.     

从个体言说到皇权话语——先秦至汉代儒家言说方式的变迁

从先秦到汉代儒家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在野的民间话语言说者转变为官方话语的代表.在与皇权的不对称结盟中,儒家士人让渡出言说的自主权而获取了现实的政治利益,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言说方式.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清代禁约与地方社会——以山西高平禁约碑为中心

禁约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活动并议定处罚的强制性规约,它体现了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的结合。山西高平地区存有大量清代禁约碑,根据倡导的主体力量分类,形成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保护农桑禁约、以地方官府和村社共同倡导的净化风气禁约以及以村社为主导的维护风水环境禁约。官方与村社配合,制定了一系列禁桑羊、禁赌博、禁开矿等细则及惩罚措施,对农桑蚕业进行了保护,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整治,并对亵渎庙宇及开窑盗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禁约的制定与施行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有效互动。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汉代的奢侈之风及其社会影响

有汉一代,自景帝后期,特别是武帝即位以后,“淫侈之俗,日曰以长。”上自皇帝,下至公卿大夫、庶民工商,无不争为奢侈。转转益甚,风靡全国,愈演愈烈。以至以奢侈著称的汉成帝亦发出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的慨叹。那么,汉代奢侈之风盛行的原因、内容、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影响如何?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