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明清两代到云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粤、四川、贵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在云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开中和商屯、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崛起的云南商业资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云南社会性质的质变。     

近代客居湖北江右商帮的商业经营与在地融合

明清时期,大量江西人口向湖广迁移,形成“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趋势。在向湖广移民的过程中,又以湖北规模最大、人口最多,且工商业移民相对较多。江西商人遍布湖北各地,从基层乡镇到府城州县均有其足迹,并因建立会馆供奉许真君而加强联系,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商帮”。至晚清民国时期,客居湖北的江右商帮已在钱庄、金银首饰、药材、食盐等行业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同时在湖北商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湘西汉语方言的历史

湘西汉语方言主要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和乡话。秦汉时期湘语已经成形。北宋靖康之乱北方移民给湘西地区带来了官话。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江西移民带来的赣语对湘西汉语方言的影响力比较有限。乡话在瓦乡人迁徙到湘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近代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具体状况作了一番纵向的梳理和考察研究.     

商人会馆的乡土特性

商人会馆的乡土特性高崇近代的会馆是商人自办的同乡联谊组织。有关论著只注意到会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实，乡上性却是商人会馆的首要特征。会馆的前身是各地方官府在京师设置的办事机构，汉代称郡统，唐代为进奏院，宋代叫朝集院，主要供各地进京办事的公人歇脚，...     

论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经济现象

"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现象的真实反映,标志着两湖地区凭借粮食生产成为全国经济重地。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有南移的趋势,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生产的粮食成为供给天下的粮食来源,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到了明朝中后期,江浙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比重下降,湖广地区则由于长期的开发,承接江南地区农业功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广熟,天下足"在湖广地区的出现,该地域的土壤水热条件是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及种植技术层面的改进是关键因素,也与官府的轻徭薄赋与劝耕等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论宋代担保质权体制的转型

宋代是中国古代担保制度的辉煌、丰富与完善的时期,担保质权在当时发生了中国古代动产典质史上历史性的转型.宋代官府是当时质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较之前代,宋代对人质标的禁止更严、质物品种繁多.宋代官府、佛教寺院和民间财富力量都成为质当业经营主体,促使担保质权的专营化发展.宋代质当业与信贷业的紧密结合,进一步促使质当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宋朝关于动产质权的法制逐渐完善,并已涵盖收质、赎质、死质三个业务程序,是中国古代典质业法制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时期.     

北朝的山西富营手工业

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需要大量铸造兵器,及官府急需的丝织品及其它手工业制品,因而使官府手工业比较快地恢复发展起来。北朝官府手工业主要有矿冶、丝织、煮盐、陶瓷、酿酒、琉璃等。矿业开采主要有铁、银、铝、铜等。晋阳、原仇(盂县)有铁矿,北部白登山地区的银、铅矿、王屋山有铜矿,“计一斗得铜八两”。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金属矿开采量都不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齐綦母怀文的炼钢术,不但使炼钢技术有较大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术。     

苏州商团:近代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

苏州商团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力量,其枪弹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充,一方面得益于清末民初地方官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商团自身积极努力和商人踊跃捐助的结果。作为一种准军事组织,其机构与编制有着明显不同于一般商人社团之处。在枪械、着装、训练、出防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苏州商团也体现出较为严格的军事化特征。苏州商团虽然在政治上趋于稳健甚至是保守,但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工商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与作用仍相当突出,受到广大商人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明清以来客湘江右商帮在地化研究

"江西填湖广",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移民活动之一,历经元、明、清,构成明清时期湖广地区人口的主体,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开创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辉煌。伴随着移民浪潮入湘的江右商从行商、坐贾到定居,他们遍布湖南城镇,渗透于各行各业,并因共奉许真君为福主而结帮设馆,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商帮"。作为客商的江右商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在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在地化过程,并受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性因素影响,以同业组织融入地方商会,实现了地缘组织向跨地域业缘组织的转型。商帮的流动性以及渗透性在对湖南商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成为两省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天然纽带。     

赣商与江西商业文化

江西传统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是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的.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二,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赣商即江右商帮的黄金时代是明前期,并延续到清代,因为这时国内国际有着对江西有利的形势或机遇.19世纪以来,因国内交通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和与其曾经鼎足而立的徽商、晋商一道,迅速走向衰落.江右商的优势则在于,虽然小本经营却人数众多,声势极大;虽然分散经营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虽然无手握千金的奇货,但对于所在地区的地上地下物质的开发和利用,却是江西商人的长处,因而,对于包括江西、两湖及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及商品化生产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冶炉与矿硐之关系：清代矿厂运作的一个侧面

清代的矿厂大都由若干独立的硐组成，并非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企业。厂在生产上虽没有意义，但在管理上却有着实际的内涵，本质上是一个管理单位。与现代矿业经济中的开采与冶炼分离不同，同一个清代矿山的众多矿硐，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某个矿硐与某个冶炼坊却可能是同一资本在投资、管理，矿厂由此常常兼具开采与冶炼之功能，开采、冶炼在事实与观念上均被视为一体，并且在运输成本与官方管理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矿硐与冶炉毗邻成为矿业中的主要模式。官府的矿税征收原则，大体上与炉、硐关系相应，只针对最终产品而不涉及矿砂以及相应的开采工作。     

西汉荒政与抑商

本文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题。文章认为西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荒政下,西汉财政陷入困境,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成为西汉统治者抑商的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在此时更为突出,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这一切更促使西汉官府推行抑商措施。     

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

“移中土大姓以食云南”,洪武二十年 (13 87年 )“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 ,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 ,往屯云南”。与此同时 ,明廷还招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所谓“开中”也叫“中纳”(盐粮 ) ,也就是商人组织人力在边境地区屯种 ,以所获交予官府 ,凭证据到盐场购盐 1 3。早在 13 82年明军进驻昆明之际 ,就因“兵食不继”,朱元璋“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 ,明代在今天云南的昭通、曲靖、玉溪、红河、保山、大理等地区都先后实行过“开中”。通过这一形式移入云南的内地居民也不在少数。据此 ,…     

桂柳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二

桂柳人成墨渍式主要分布在桂北以及桂西北、桂中和桂东北部分县城，人口约５００万。桂柳人因以桂柳话为基本特征，故称“桂柳人”。桂柳话为西南官话中桂林话与柳州话之俗称。据韦树关先生的考察，广西的西南官话除桂林话和柳州话外，还有一种湖广话。讲湖广话的人主要分...     

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国民政府对矿业的管理,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整顿矿业秩序,规范采矿行为,来开发矿利,提高财政收入,增强国势;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过量的税费和运费,无法改善矿业的生产技术,降低矿产品成本,从而制约了矿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与冲突,既与当时政治环境不良,政权尚未实现实质性统一有关,也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不无关系。     

谈司马迁之货殖论

古人云：货者。化也，谓变此物为他物也；殖，积也。货殖，即改变积滞，组织货物流通，从中获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经商发财。但在我国古代，经商长期被斥为“末业”。不仅官府抑制，而且为习俗所鄙弃，司马迁所处的西汉尤甚．当时朝廷对经商实行了种种重压：一是“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二是对商人实行“重科．税以困辱之”，三是“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这方面的情况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据说，汉文帝时，即使商人到百家入资为好，也禁钢不能为吏．有个叫王烈的名士，跑到辽东避难，官府得知，想请他出来做官，…     

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西南部门户的洞开 ,通过中国云南的对外通商口岸及一些民间商贸渠道 ,中国西南部与近代英属印度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商贸交流关系。而承担这一商贸关系的主体正是云南的本土商人。本文对近代滇印商贸通道的交通状况、滇印间的商贸交流物资、从事滇印商贸的云南商人及其具体活动、在印度投资设号的云南商人的发展状况等一些鲜为学术界所关注 ,而对当前如何恢复发展中国西南部与印度间的传统商贸等现实问题颇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相关历史状况作了一些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论清代徽商江春及其诗歌创作

明清两代文人和商人互动,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不仅进行了养士、组织雅集、刻书等文事活动,更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传世,提供了商人文学的研究样本。纵观其诗歌,可以看出江春有着与其商人身份不符的儒生情怀;通过对比其诗歌与文人诗,也可看出其诗中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务实精神与富贵气象,商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此。     

试论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

一、关于行会以及对清前期苏州会馆、公所的分析什么是行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行会的产生是这样论述的,他指出:“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个人劳动.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便产生了行会.”①马克思又说:“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