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阿尔泰山脉新发现的鲁尼文铭碑

蒙古不容置疑地是古突厥文传播的中心,苏联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碑铭分队卓有成效的考察工作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考察队在蒙古工作的五年期间,碑铭学家们新发现了数十件碑铭,其中既有古突厥的,又有栗特语和回鹘语的.它们大部是在蒙古阿尔泰山、杭爱山和中央省发现的.1970年挖掘北杭爱山省察干诺系岸边古突厥墓时新发现的鲁尼文石碑,是考察队的巨大成就.1973年夏,考察队岩画碑铭分队(Э·А·诺夫戋罗多娃和M·希讷虎)继续从事前几年已开始的工作.行进路线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和西部的戋壁阿尔泰省和科布多省的蒙古阿尔泰山区.     

考察简讯

1987年8月10日至9月25日,根据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之间的科研合作计划,由A·M·列舍托夫(队长)、г·с·阿瓦基扬茨(来自列宁恪勒)和A·E·帕胡托夫(来自莫斯科)组成的民族学考察队,在苏蒙历史文化综合考察的范围内,在蒙古继续进行了工作。考察队成员与蒙古同行г·策伦汉德和·梅内索姆一起,以“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民族文化过程”为题,向库苏古尔省的和托辉特人、乌布苏省的和屯人和杜尔伯特人、巴彦乌列盖省的哈萨克人、图瓦人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科布多省的昌图人和哈萨克人收集了田野民族学材料。此外,还询问了各地的喀尔喀人。     

《苏联蒙古学(1917——1987)》

1919年出版的В·Л·科特维奇(КотвцчВ·Л)撰写的关于同厄鲁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是苏维埃时期发表的关于蒙古近代史研究中的早期著作之一.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研究蒙古史,特别是研究厄鲁特人史,必须比较完整地使用俄国档案文献,以便同中国、满州和蒙古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他还认为,如果不利用俄国档案文献资料,就不可能描绘出蒙古人历史发展的正确蓝图.同时,В·Л·科特维奇这一结论,在苏联学者的后来著作中,特别是在И·Я·兹拉特金(И·Я·Златкин)的著名著作《准噶尔汗国史》一书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关于这本著作,在下文中继续讨论.     

《傣族》一书在泰国翻译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曹成章、张元庆著《傣族》(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已于1987年由泰国国务院泰国史有关中泰关系的中文资料委员会翻译出版。该委员会会长良·西提素为之撰写了译著出版的《前言》。他在《前言》中说:“泰国史有关中泰关系的中文资料委员会选择翻译的这本书,是曹成章先生和张元庆先生研究工作的成果。”他强调指     

《苏联蒙古学(1917—1987)》:文学与民间创作研究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蒙古文学和民间创作的研究,首先是同苏联蒙古文艺学和民俗学科的创始人В·Я·符拉基米尔佐夫(В·Я·只HMHPuon)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В·Я·符拉基米尔佐夫撰写的《蒙古文学》一书并非大部头的著作,但直到目前为止,这部著作仍然是一般论述这一专题的最完美的范例。 В·Я·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民间创作的研究,是对苏联东方学的宝贵贡献。这位学者为了研究这一课题,先后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有短文,单篇论文和基础研究等。这类文学作品的原文和译文的发表,以及民间文学精粹的相继问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蒙古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本文只能强调指出В·Я·符位基米尔佐夫最丰富的语文遗产中的一些个别著作,即他最主要的和值得专门提及的一些著作。如关于蒙古《五卷书》的流传,蒙古英雄史诗和口头民间创作的研究,13世纪的翻译文学及古代文献原文的刊布等。 В·Я·符位基米尔佐夫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不仅阐述了蒙古文学的历史问题,而     

《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兰巴托举行

为纪念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8月14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印度、伊朗、土耳其、苏联、德国、保加利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匈牙利、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24个国家、地区的115名代表。他们中,有在《秘史》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知名于世的蒙古的山·旦巴、中国的巴雅尔、澳大利亚的伊·德尔哈也茨、日本的小泽重男、西德的瓦·海西希等著名学者,也有初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研究人员及研究生。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六十年代初在民族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使民族学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其研究工作确定为以下两个基本方面:一、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古居民的民族起源和民族史;蒙古部族的形成;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民族发展过程;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蒙古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史。利用出版手段以及通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于1976年8月30日至9月4日在乌兰巴托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联、东欧国家和英国、美国、法国、印度、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蒙古学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阿尔泰学会、国际古印度学联合会的代表。国际蒙古学家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锡林迪布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了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和科学相互关系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会议分三组进行:1.“历史、经济、哲学”组,组长科学院院士那楚克道尔基。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书所杜撰的所谓蒙元时期供养喇嘛

本文主要利用早期汉、藏文史籍有关元代帝师的记载,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了１７世纪蒙古编年史书（这里主要指罗桑丹津《黄金史》、佚名《黄史》、萨冈·扯臣·黄台吉《蒙古河流》等几都蒙古文史书）所载蒙古元时期历任供养喇嘛,认为这些喇嘛大多都与史实不符,可能就是为了在蒙古地区传播黄教而编造出来的。     

蒙古工业、商业品呼格吉乐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考察

应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个体经营协会工业、商业品呼格吉乐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讷·巴雅尔及其夫人蒙古塔米尔公司经理乌恩巴图女士一行3人,于1991年9月11日至16日到杜尔伯特县进行经贸考察活动,在县人民政府县长常树林和县政府副县长宝光等陪同下先后对乳品、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览(二)

藏族古籍。藏文古籍除佛教经典和《甘珠尔》、《丹珠尔》外,已经出版的还有记载藏族历史的珍贵古籍《巴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西藏王统记》、《红史》和《西藏王臣记》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医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在藏文古籍《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青史》(桂译师宣奴史见)中记载了西藏农奴制的兴盛过程。为研究西藏社会历史以及我国古代普遍存在过的农奴制社会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据。蒙古族古籍。中国蒙古族的三大重要历史著作《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原名《宝贝史纲》),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化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文书中经常见到这么一个句子:’üéledu·esu mud(其单数形 做 他们式mun)basa’üluu ayuGun(其单数形式为ayuGu)“如果做,他们岂不怕?”在元 又 不 怕代汉语“白话”翻译中,把此句译作“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译文难懂,加上在现代蒙古语里这种句子结构已不存在,学者们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ülu’u的理解上。尼古拉·波普(N·POPPE)教授在其专著《八思巴字蒙古     

纪念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诞辰一百周年

鲍里斯·亚科夫列维奇·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名字是与苏联蒙古学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当时东方学家的代表人物,在他那个时代,东方学研究还很不深入,“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非常广泛,不囿于自己狭窄的专业范围。必须进行开拓性工作,……逐步开始研究那些至今还没有人动过的材料,     

《蒙古佛教史》的作者及译本

1989年,陈庆英与盂轲同志,在《西北民族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译文《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乃节译自固实噶居巴·洛桑泽培的《蒙古佛教史》一书.译文前面言:“另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曾出版过一本《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日译本,受到国内外蒙古史学界的重视,许多论著引用其中的内容.从引用的内容看,与本书基本相同.该书将作者署名为晋美南喀,此晋美南喀应即是拉卜楞寺的萨木察活佛.如前所述,正是他吩咐洛桑泽培写作《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如果他自己写有《蒙古佛教史》,     

蒙古族神话中的腾格里形象初探

腾格里是古代蒙古人顶礼膜拜的神祗,而孟克·腾格里是众腾格里之主.自从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之后,蒙古族神话中的腾格里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印度天神因陀罗以"霍尔母斯塔"之名登场,呈现出超越或覆盖孟克·腾格里之势.在布里亚特神话中,有以汗·霍尔母斯塔·腾格里为首的善天神和以阿泰·乌兰·腾格里为首的恶天神二元对立的模式.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概述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活动已有近110年历史,其文字记录、录音录影资料十分丰富,部分文本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田清波、H?塞瑞斯、海希西等国外蒙古学家和郝苏民、照日格图、陈岗龙等国内学者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进行了类型、母题、传播、起源等多方面研究,但整体而言,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口头文学价值而有待更多人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范式转换

维也纳大学翻译教授玛丽·斯内尔·霍恩比2006年出版的新著《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主要回顾了翻译研究在近30年的发展及未来的发展动向,探讨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想渊源;同时提出了是"新范式还是新视角"疑问。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研究是否需要新的范式还是仅仅只要转换视角呢?本文试图顺延霍恩比的译学回顾路线,并且借鉴ThomasKuhn的范式转换理论来展望未来译学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我们可以把这50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初期阶段(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二、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衰退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三、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恢复发展期(从1976年到至今)。     

知识荟萃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其地位堪与汉族的《史记》相比。这部作者不明的珍贵文献能够保存下来,与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有相当大的关系。《蒙古秘史》写作于蒙古立国之初,蒙文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它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第22代祖先至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统治时期的蒙古族历史,着重叙述的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征伐四方的业绩。由于元朝统治者把《蒙古秘史》做为重大机密文件藏于翰林国史院,故而连参予修史的朝廷重臣也无缘得见。元亡后,《蒙古秘史》被明朝官员从深宫库房中发现,遂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他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命侍讲火原洁、     

清初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研究述评

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作为清代众多汉籍翻译中成帙最早的三部,具有文化史、文字史及史学史研究价值。围绕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进行历史与文献研究,在满学、蒙古学以及辽、金、元三朝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前人的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阐发。本文试从学术评介的角度,就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的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便学界了解这一方面的基本情况。根据相关成果的特点,分为存本著录、译本出版及学术研究三个问题,逐一进行评述,总结得失,提出相关研究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