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把关视域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变革,为网络谣言的盛行提供了温床,而编辑把关角色的淡化及其功能的缺失,使网络谣言成为反抗和破坏传统媒体话语秩序和规则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公共理性缺失的风险,亦有可能对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产生误导。因此,应对网络谣言的肆虐,重塑编辑的"把关人"角色势在必行:其一,确认编辑把关的主体地位,提升网络编辑主体素质;其二,在信息整合中优化选择,在内容提供层面清源净后;其三,把握网络信息的社会指向,以职业理性实现传播公正,从而实现网络的工具性质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有效实现编辑主体的把关功能。     

网络谣言的符号学特征及控制策略

网络社会和仿真时代语境下的谣言在其生成、传播以及带来的危害性等方面已经引起公共空间、媒介治理、司法立法等多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话题。本文借助巴尔特符号学"神话"理论,对秦火火微博谣言等典型个案进行剖解,试图探析符号学路径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与文本特征,同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以减少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传统文化心理与谣言传播中的公众态度和行为

发生在中国的谣言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同时谣言传播中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也与特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本文拟从民间信仰、"官本位"心理、"面子"观念和"重义轻利"心理等几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谣言传播中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并提出规避其负面影响的相关策略。     

媒体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模型的影响

本文基于改进上限的传染病模型,探究媒体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信息量的影响.首先分析互联网环境下的谣言传播机制,构造受谣言影响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然后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分析不同量级媒体的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演化的影响.实验证明,媒体响应速度与媒体影响力存在负相关.将模型应用至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发生的"双黄连"事件,发现根据媒体的影响力不同模型能够提出不同的响应对策,使谣言抑制率达到最大,同时在达到系统平衡点时使得谣言对舆情的影响最小.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

互联网的自由空间给了人们极大的话语权,但是也造成一些不实言论的广泛传播,网络谣言随之产生。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利用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定义出发,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两个方面,分析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原因。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