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以审判为中心视阈下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改革部署,实现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厘清侦查与审判、侦查与起诉、起诉与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侦诉审关系的运行机理包括：正当程序是侦诉审权力运行的边界,逆向制约是侦诉审权力控制的方式,诉审分离是侦诉审权力实现的要求。侦诉关系是程序合作与业务引导;侦审关系是职能配合与结构制约;诉审关系是诉讼服务与权力分离。重塑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审关系需要做到：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坚持统一证明标准及差异化证据标准、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审辩关系改革的途径选择

审辩关系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刑事辩护作为程序性制度可以实现被追诉人的权利与司法权力的对等,具有信息沟通和权力制约等功能,维护被追诉人的实体性权利,其中辩护律师更是制约司法权力的政治制度设置。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审辩关系存在着制度设计的失重、辩护权的虚化和辩护律师的抗争及其职业弊病等问题,必须搭建审辩互动平台、重建刑事司法诉讼构造、明确辩护权的公权利属性和完善辩护律师的执业制度。     

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依赖

在宪法性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对口供仍有较强依赖。米兰达规则的变迁、辩诉交易制度的盛行都是这种依赖的突出表现。口供依赖主要是口供独特的证据价值、侦查技术局限性与诉讼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驱动造成的。美国刑事司法通过两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口供获取手段的正当化。考察美国口供依赖对我国审讯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有一定启示。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干扰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针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即通过理顺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这个决定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行政复议是否应该走向司法化--有关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争论的文献综述

通过对以“行政复议司法化”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学者们围绕“行政复议是否进行司法化改革”展开激烈争论。支持司法化改革一方认为：传统非司法化行政复议存在问题,司法化改革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相应改革途径。反对司法化改革一方则推崇行政复议本身特征,指出司法化改革会产生相应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完善方法。另有一种中和的观点,提出“有限司法化”的概念,提倡用非激进的渐进方法对现有的行政复议进行改革与完善。     

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与组织系统,创建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诉权理论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之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惑,使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入.究其缘由,除一些备受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因素外,笔者认为,还与刑事诉讼领域没有导入诉权理论,以致诸多基本问题不能从根源上寻求答案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诉权这一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检讨,并尝试从中寻求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司法文明背景下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司法文明背景下培养法学人才的模式是法学专业教学的基础,也是法学教育的核心和关键。针对目前培养法学人才的模式过于"格式化",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不当等问题,提出明确司法文明背景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改革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适应当前的司法实践等改革措施。     

科技证据的法定化——刑诉法修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司法改革大力强调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由刑事诉讼法典对科技证据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技证据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为防止对公民权利过大的损害,立法应对科技证据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做出严格的规定。     

律师调查令正当性的法理思考

因现行法律限制,律师调查权受到极大制约,妨碍司法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各地法院试行的"律师调查令制度"均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实践先行的尴尬境地.现阶段律师不可能享有强制调查权,但律师因客观情况不能调查取证时可以申请调查令.法院委托律师调查是合理的,律师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合适人选.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研究

从我国法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 ,并透过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轨迹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最后结合我国法制现实讨论了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指出应正确认识和实施行政指导行为 ,推动行政指导法治化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略论后现代主义与商品的联姻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悄悄地滋生与蔓延。它对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正在产生影响。后现代文化在当下呈现出一种浓郁的商品化特征,这种商品化特征与传统的经典的文化艺术形式互为补充,可对当下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互动作用。     

刑事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机制冲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一词,在刑事审判阶段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内容,使校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侦查阶段,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义务本位的法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没有达到'公正侦查',以至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我们所期待的公正审判将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此笔者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弹劾制'侦查现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相适应、并且适当做好侦查与庭审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浅论仲裁法制化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文章从我国仲裁制度法制化中的仲裁定性、仲裁观念、个案实践透视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仲裁法制的问题,认为我国的仲裁法制在某些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有不尽完善之处,还处在制度纵深成长之中,并就如何完善仲裁法制提出了建议。     

论审判中心下公安侦查工作的因应之道

近年来,为保证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检验,各地都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应转变侦查理念,由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办案模式应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重新审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强化审判权对侦查权制约意识,密切侦诉之间的联系;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完善调查取证的方式,规范取证程序,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应对警察出庭作的证趋势,做好民警出庭作证的各项培训和指导工作,为民警出庭作证做好心理和庭审技巧方面的准备。     

基督教与科学亲疏之辨——重新审视“伽利略受审”事件

当科学与宗教间关系的重要胜为学者所重视,但对其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放到具体的真实事件中去看待,不放过细节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避免简单地评价相互关系,这是我们从伽利略事件中得出的必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