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徽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扬州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商业贸易条件和两淮盐政中心的地位,吸引徽商前来经营,徽商在以扬州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也为扬州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近代扬州地理区位优势的失去、"票盐制"改革、西方经济入侵等因素影响,扬州逐渐衰落下去,徽商也随之衰落。扬州和徽商两者呈"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具体史料进行分析,来探究徽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商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读《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

<正>20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得徽学成为史学研究的显学,并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张长虹先生《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一书则在以往的徽学研究领域之外,开拓了新的研究课题——徽商的艺术赞助。该书首次采用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明末清初徽商的艺术赞助活动、艺术品收藏活动等重要问题;充分肯定了徽商在艺术赞助领域的独特历史贡献,在史学界较早完整而鲜明地指出“明末清初徽商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是徽商经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区域社会发展与商人社会责任关系的历史研究——基于明清扬州徽商捐输活动的考察

徽商是徽州商人的简称,又称为新安商人。本文以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为个案,以扬州徽商的捐输活动为对象,探讨明清徽商的商业道德。由于文化传统积淀和社会形势变迁,徽州商人发展出内在超越性的伦理精神,成为善举的动力和源泉。     

儒家生态观的理性解读及其重建

当前人们在谈论儒家生态思想时 ,更多的是强调其积极方面。儒家传统生态观在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不足 ,为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当代西方生态学的一些合理部分 ,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进行补充     

试论佛道对苏轼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浩瀚的海洋,深奥无比,再将苏轼与此相连,显然是个肃然 起敬的命题。许多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承认的结论,这 就是:苏轼一巨儒政治家。由确认而推出一个命题:因为儒家是入世哲学,因而儒家 对苏轼一生起着积极影响。命题进一步又推出另一个命题:苏轼一生屡遭非难,但仍积极进取,这皆由儒家积极入世而使之。而所谓“人生如梦”的抑郁感伤等悲观的封建士大夫颓废情绪皆由佛、道消极厌世之所为。 显而易见,其“功”是儒,其“罪”在佛、道。事实果真如此?其命题果真客观、公允? 我无意于一概否定,亦不想众…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与中国现代公民观念的形成

我国在形成现代公民观念的过程中,不可忽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讲求"推己及人",将个人与他人、"个性"与"公共精神"有机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势必会在我国现代公民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论儒家道德价值观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中的构建

儒家道德价值观在我国企业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得到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论同 ,但儒家道德价值观究竟哪些部分有积极意义 ,在现实的企业文化改造中又将如何运用 ,却是一个亟待深研的课题。笔者认为 ,儒家的核心道德价值观———“仁者爱人”与现代企业中的双盈原则有密切联系 ;儒家的“爱有差等”对企业中各种公众关系的处理方向与原则也有启发意义 ;而儒家的理想人生观对企业如何提升员工的生存目标更有直接的启发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论旅京鲁商在近代北京商会中的地位

旅京鲁商是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中比较有固定性的一个部分。从近代北京商会高层的籍贯构成看,旅京鲁商长期把持着北京商会,几乎操纵了北京商业的半壁江山,彰显了旅京鲁商在北京的强大实力。北京商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京鲁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对北京商会的控制。而旅京鲁商对北京商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巩固了其在北京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

尽管唐代依然秉承＂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但商人及其子弟总能利用唐廷或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罅隙,渐渐侵入到唐代官僚体系的机体之中,并使某些制度在缓慢地发生改变。从整体而言,唐代入仕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低级品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高级品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     

外商在我国西部的投资环境评析

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优劣将对外商投资的动机和行为 ,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政治稳定 ,民族团结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独特的旅游资源为外商在西部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 ,西部地区公路、铁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还很落后 ,生产力相对落后 ,经济体制滞后等不利因素的存在阻碍着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为吸引更多的外商在西部投资 ,今后国家要给予比东部更加优惠的政策 ,但要防止过渡优惠的政策酿成“政策竞争”的倾向。     

试论唐代朝廷对官员经商所采取的对策

唐代官员经商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有效统治。因而,唐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官员经商问题。其具体举措有：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禁止官吏家属或其部人经商。但其收效却微乎其微。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使之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的传统资源——以徽州村庄为例

从徽州村庄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延续方式和地方社会变迁轨迹入手,得出一些关于自治性村庄的基本判断以及基本命题,并将之运用于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和乡村善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进而推及中国乡村复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     

农民维权的行为困境与路径抉择

农民权益屡遭挑战,农民上访总量逐年增长。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在农民维权过程中,行动曲折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在原因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权利意识增强之间的张力;其二,外在原因为政府的唯利性,尤其是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因此,成立农民维权组织已成为现实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