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宇宙论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精气说;在心气论上,继承了《管子》的"以心受道"理论;在政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体君位说;在修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形双修理论。《管子》四篇理论是典型的齐文化思想,《淮南子》之所以受到齐文化影响,一是与汉初齐文化的盛行有关;二是与《淮南子》的部分作者来自齐地有关;三是齐、楚文化风格有契合之处。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

《醒世姻缘传》和《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两部巨著 ,同属于描述家庭生活的人情小说。随着对此两书研究的深入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得到承认。这种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 :后出之书《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 ,真接反映现实人生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发展表现在对写实的进一步推进 :不止于暴露黑暗现实 ,而是探求原因 ,表达理想 ,这样就使《醒世姻缘传》有了一层淡淡的理想色彩 ;《醒世姻缘传》对“亵墨”的处理也较《金瓶梅》更为积极健康 ;在作者结撰时代故事上 ,《醒世姻缘传》并不以前代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 ,表现出个人独立创作的发展趋势 ;从章回小说的外在形式上 ,《醒世姻缘传》的回目更加整齐 ,说话的套式渐渐淡化 ,标明章回小说在体制上的变化发展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说文解字》与《助语辞》虚词对比研究

在全面考察《说文解字》与《助语辞》两书研究成果以及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试比较《说文解字》与《助语辞》对虚词的解释,探讨了《助语辞》与《说文解字》在术语、体例、收词、训释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异同,指出《助语辞》对《说文解字》虚词成果的继承和发扬。虽然两书对虚词的解释研究在词法与语法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对语言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的酒德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写酒的诗篇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都与周初崇尚节俭的政治思想有关 ,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诗经》产生的时代 ,已经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用酒制度 ,各种礼仪都离不开酒。《诗经》中写酒的诗篇体现出了两种精神 :一为饮酒观德 ,二为戒溺酒。周人既重礼又重德 ,饮酒之是非得失 ,看其社会效果如何 ,是否合乎礼仪 ,有否酒德。     

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

《史通》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成就,是在继承和发展过去学者的学术思想基础形成与取得的。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对史学思想生产了规范和限制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成熟与史学成为一家的标志,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对《史通》有着重要影响;王充《论衡》的批判哲学对《史通》批判史学在思想和方法论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体现;在内容和撰述形式方面,刘勰《文心雕龙》十分深刻地影响到《史通》的理论成就。     

《左传》象征问题管窥

象征在狭义上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广义上则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象征是符号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隐喻和指称关系密切。《左传》中的象征系统博大精深,文章仅举三例：《周易》中蕴涵的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是《左传》象征系统的组成之一;书中的各种礼仪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行为符号,各种礼仪形式象征了礼的实质内容;另一个重要组成即书中的各种理念,如德、信、忠、敬等等,还包括先秦时著名的“正名”思想。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     

《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礼仪问答写卷》伦理思想解析

本文介绍《礼仪问答写卷》成书的历史背景,阐述《礼仪问答写卷》中关于立身修德、为政为主、择妻尊妻、孝亲和家、养子教子、交友处事、知足致富等伦理思想。《礼仪问答写卷》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藏族传统文化,是藏族伦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民法典》第992条的法理阐释与规范意蕴

人格权的本质在于其伦理性与社会性，由此包含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双重面相，既强调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也承认其中的财产利益。“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与继承”表现出权利专属性的特点，但其本质在于伦理性而非社会性。《民法典》第992条居于重要的体系地位，外在体系上衔接《民法典》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内在体系上提供人格权规范体系构建的价值指引。该项规范属于行为规范、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由此“人格权放弃、转让与继承”的行为效力需要结合《民法典》第153条做出判断，且在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的适用上存在分野。《民法典》第992条的适用范围及于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对人格利益的适用应当坚持以精神利益为主导的原则。商事人格权作为民法的人格权类型，其本质在于获得市场的公正评价，在权利转让和继承方面存在特殊性，但仍应遵循人格权的本质属性。     

楚竹书《上博七·吴命》相关问题二则

《上博七·吴命》的编联应参考传世文献《国语·吴语》,并结合其文风、内容和简牍符号等方面的特点,做一通盘考虑。同时,由《上博七·吴命》可知,在战国中晚期,劳礼仍是列国重要的邦交礼仪。简文不仅证实了传世典籍所载劳礼的可信,亦提供了符合礼仪角色的礼辞,丰富了先秦礼制的研究内容。     

论《弟子规》的礼仪教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对《弟子规》中礼仪教育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如何进行礼仪教育和践行礼仪。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