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公建都"汧渭之会"及其意义--兼考非子秦邑所在

秦文公建都所渭之会至今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大量史实证明,秦文公在汧渭之会所建新都就是秦汉时期的陈仓城,是在非子秦邑旧址上重建的;它是秦文公在岐下大败后,适应戎强秦弱的形势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对秦国转弱为强,战胜西戎,夺取周土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昔周邑”的文化背景和地理范围的考古学观察

《史记·秦本记》在追述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后发表了一番重要的讲话,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这个“昔周邑”虽然出现在《秦本记》里,对于研究秦的历史至关重要,但它却需要在周文化的研究中探讨其文化属性和地理区域,从而弄清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这个历史悬案的史料依据和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周的都城有岐周、宗周和成周,这三个西周的邑城都很明确,它们分别是岐山和扶风交界处的周原、长安区的沣镐地区和河南洛阳,与《史记·秦本记》中的“昔周邑”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这个…     

从《春秋左传》看春秋时代的城市

<正> 春秋时代,诸侯百国群起争雄,战争不断发生,为了防御而竞相筑城建郭。仅见于《春秋左传》的筑城之举就达六十八次,其中六十三次是建筑新城,可见春秋时期城市发展之快。当时,城有都和邑之分,《左》庄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所记载的建城事,绝大多数是“都”。对于城市建设的规模,西周时已有具体的规定。《左》隐元年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     

江苏省小城镇发展的历史溯源

一、小城镇作为军事据点开始出现江苏省城镇发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商代末年太伯、伯雍率一批周族人来到江南,建立吴国和梅里城(今无锡梅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割据的需要,陆续出现了一些城镇:越范蠡(公元前474年)设越城(今南京秦淮河南),楚灭越后(公元前332年)设置的金陵邑(今南京清凉山),吴阖阊城(公元前514年,今苏州)、延陵邑(今常州)、     

建设新宝鸡 莫忘古陈仓——对宝鸡市街道和企业命名的一点建议

宝鸡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工业重镇,是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新兴城市。她以炎帝故里、周秦文化发祥地、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之乡和交通枢纽闻名遐迩。在这片美丽、富绕、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涌现了许许多多彪炳千古的历史人物,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这些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繁荣和富强起过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宝鸡,在西部大开发的朝流中向大城市发展。建设新宝鸡,莫忘古陈仓,传承古陈仓文明,让大规模、现代化的新宝鸡,永…     

伏羲在宝鸡陈仓建都史实小考

正根据历史记载和文物考证,伏羲生于陇西成纪,建都宝鸡陈仓,葬于河南淮阳太昊陵,构成了他一生主要活动的三大地区。甘肃天水和河南淮阳的伏羲文化研究和开发如火如荼,而宝鸡的伏羲文化却极少有人知道,使伏羲文化割断而造成断层。我们对伏羲在今宝鸡市陈仓区洪原村建都的依据,做以下考证。一、从历史记载的角度上来看史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为伏羲立传。《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在历史文化上的贡     

汉街城考

考察和研究汉街城 ,对进一步研究古代战争 ,特别是街亭之战等重大战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地域位置、构筑规模、筑城年代、历史背景、遗迹遗物 ,历史作用等方面对汉街城进行了考证 ,认为地处关陇要道的汉街城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要城 ,是研究秦文化、三国文化和古代军事的组成部分 ,具有较高的管护和研究价值。     

青州旗城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随着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产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青州旗城（北城）作为山东唯一的满族聚居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秀的历史传统造就了青州旗城独特的人文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开展青州旗城文化旅游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元素对于开展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并分析开展青州旗城文化旅游业优势以及阻碍因素。     

公刘旧邑考

周族五迁而兴 ,其所居之邰、歧、丰、镐皆有确解 ,唯公刘旧邑所在之“豳”歧说纷出 ,有晋陕之争、陕甘之争 ,成为先周文化研究的一个至今悬疑未决的问题。考察史志与周代史诗所载公刘处豳、古公父自豳迁歧诸事所系之渭、漆、沮、杜、五水及歧、梁二山的确切地理方位 ,参以“西土”所在及“豳”之民俗 ,证以考古 ,钱穆先生之“公刘旧邑 ,实在山西”说实难成说。豳地当在子午岭西麓南段及东南 ,即今甘肃省之庆阳、合水、宁县、正宁 (古北豳 )及陕西省之县、旬邑、永寿、长武 (古南豳 )一带广大范围。     

陇城历史沿革考

今秦安陇城镇为"娲皇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为县治、郡治之地,远在西汉。北魏至唐末,陇城县治皆在今陇城镇所在地。自汉以来,陇城成为扼守陇右、通往关中的军事要冲和丝绸之路进入甘肃的重镇,同时又是从关中跨越陇阪的必经之地和古代陇右的交通枢纽,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考清陇城几千年的历史沿革,挖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促进当前城镇化建设和地方文化创新,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秦汉统一岭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

:秦定岭南应分三个阶段,秦象郡南端位于今越南中部,汉象郡在今广西贵州境内。兴安秦城在几百年中向为军事要塞,未形成为桂东北中心城市;吴甘露元年所建始安县城、郡城,对桂林古代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桂林建城年代定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正确的,因当时所建始安县城址与今桂林城区基本相合,而且已形成为桂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已为以后历代桂林城所延续、继承和发展。确定汉武帝元鼎六年为桂林建城年代,在世纪之末纪念桂林建城2110周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而汉番禺城的改置、广州汉墓区的变化和东汉末年重建番禺城,不仅是这座古都毁于战火的旁证,同时也是因这一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结果。历史事实向人们证明,古都广州的城市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固然是广州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但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却是这一条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关于“昔周邑”的文化背景和地理范围的考古学观察

(接上期)三、从文献记载看“昔周邑”的历史背景下面要讨论的是这个区域里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从考古资料和史料的角度上都还不好取得一致。但是,要想说清“昔周邑”的问题又不得不涉及到这个问题。这就是夨国到底是不是吴国?太伯奔吴是到了宝鸡还是到了江苏?吴太伯、仲雍奔“荆蛮”,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仅是西周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而且也是探讨“昔周邑”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大历史背景。《史记.周本纪》在谈及太伯奔吴时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     

宝鸡市区建城史从哪座城池算起?

宝鸡市区城市发展到今天,究竟有多少年历史了?在宝鸡学者中有不同看法,笔者最近翻阅了一些资料,现摘录于后,供参阅。留谷城说《宝鸡市志》称:留谷城位于今宝鸡市区内,据《周书·图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移陈仓旧理于渭北留谷城,即今县城”。《周书·武帝纪》载:“(北周)天     

对天津建城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明初贤臣黄福

黄福在明初“历事六朝”,曾任工部尚书等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设天津卫,这一天成了天津正式建城的标志性时间。与设卫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在卫署周边筑城,据《明实录》、《天津卫志》等记载,黄福是天津筑城的主要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仅用一年左右就基本完成了工程。黄福为赶工期而实行的严厉措施,遭到政敌攻击,被迫离开了天津。此后他还有一系列政绩,直至1440年去世,《明史》本传对他评价颇高。在即将迎来天津建城600周年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位明初贤臣。     

鞍山建城考证

辽宁鞍山地区有四万余年人类居住的可考历史，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建筑城池，成为当时汉王朝的一个县治。笔者通过实地考查和收集资料，对鞍山的建城时间做了一个考证，可见“钢城”历史文化背景之深远。     

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2000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实际上,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南越国的番禺城曾被毁弃,另于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改置番禺县城,一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才迁回旧址,其间共计327年,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广州城南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旬邑沿革考

旬邑,地处古雍州,因系公刘迁豳之地,故有“公刘旧都”之称。据《路史·国名纪》载:“邠之三水东北二十五里栒原上有古栒城”,可见栒邑由栒原而得名。 早在夏太康(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时代,后稷的曾孙公刘为避戎狄,由庆阳迁豳,国号曰“豳”,其地就在今旬邑县。到古公亶父时才由豳迁往岐山县的周原地区。 西周时,文王第十七子姬荀,封豳地,为郇侯(郇是旬的同音),故为豳国,都城在今之职田镇。西周时置邑·属王畿,为栒邑,这就是旬邑名称的由来。周平王东迁,以豳地赐秦襄公,承郇侯之封,仍置邑为郇邑。 春秋战国时旬邑属秦。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据《史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浅析裴罗将军城及其年代——兼论葛逻禄西迁时间

《新唐书·地理志》记录有“裴罗将军城”,学界通常将其与西辽都城八剌沙衮联系在一起，其建城之源存在争论。本文从时间维度、地理位置相关性等因素分析，认为裴罗将军城应是突骑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罗所建，即阿拉伯地理文献中记录的“突骑施汗廷”,其创建时间应不早于753年，至迟到791年葛逻禄西迁时已不再具备存在的条件。文献记载8世纪下半叶葛逻禄西迁楚河流域，但西迁时间学界迄无定论，通过分析当时之政治形势，综合文献记载，特别是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相关信息，本文认为葛逻禄西迁应发生在791年或其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