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释词二则

在现代汉语中“早晚”一词,口语中常用,意为最终、最后、迟早、终归,表不定时。如:“你早晚得倒霉。”“他早晚会提升为教授。” 然考“早晚”一词并非产生于近代。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已大量使用,并用来表达不同的意义。如: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王兴国一、中国人格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影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词。中文里的“人格”是到了近代才假道日本而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格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近代汉语词语重叠变化

汉语词的叠音现象,自古有之。在古诗词和古代散文(古代汉语)中出现的,大多是叠音词,而且基本上是形容词,也有少量的是象声词、叹词。在古代汉语中,也有词的重叠变化现象,但为数不多。唐宋以后的古白话(近代汉语)中,词的重叠变化现象大大增多,不仅有形容词、量词的重叠,也有动词的重叠。近代汉语中词语重叠变化情况大体上和现代汉语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有两个方面:1、有些词,按现代汉语的习惯没有重叠形式,而在近代汉语中却有重叠形式;2、动词重叠与现代汉语有不同情形。     

“中国古代有无法学”再辨

“中国古代有无法学”的争论源于学界在法学概念上的分歧。本文在对法学概念的剖析,归结出法学成立的基本条件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有无法学以及中国古代法学始于何时进行了辩证,得出了中国古代有法学并萌芽于春秋战国,诞生于秦的结论,并对“中国古代无法学论”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近代和制汉字词的生成理据研究

近代和制汉字词（新漠捂）因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深远影响而广受关注，传统研究多从近代和制汉字词与中国古代汉语的关系出发进行词源的考证，在解释和制汉字词的生成机制方面有所不足；近代和制汉字词作为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转喻、隐喻、类推等一般的认知模式；可根据隐喻、转喻、类推等形成方式对和制汉字词进行新的分类；从认知的视角对和制汉字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朝汉语学习书《译语类解》文献综述

《译语类解》(1690年)是在朝鲜朝时期刊行的一部汉朝对译词汇集,它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62个门类,收录的词汇总数为4781条,其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韩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以“左右”而分类,“正音”为左,“俗音”为右),最后通过《训民正音》来注释词义.大部分学者认为此书为一部单一的汉朝对译词汇集,但通过对其文献性质的研究可以发现它是一部韵书——词汇对译集,并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论法学思潮与中国社会变革

思潮是一种社会现象,本文论述了法学思潮的历史嬗变,阐释了法学思潮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影响,提出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法学思潮,并引导法学思潮朝着促进社会变革、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和谐社会、民主国家建设的健康方向发展。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基于对《马氏文通》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分析

《马氏文通》建构了自己的元语言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建忠对建立汉语语法学和开创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马氏的模仿不是机械的,而是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语法学说,结合汉语的实际,将西方的语法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突显了汉语的“字”不同于英语的“词”,用“字类”替代了西方语法学中的“词类”;马建忠的“实字虚用”和“虚字实用”,直指“汉语实词不可分类”的事实;在字类中专设“助字”,体现了汉语助词与英语虚词的不同功能;“句读”及省、顿、次、式等概念,“为华文所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与现代“篇章学”的有机结合.马建忠较为成功地建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体现了“体用结合”思想.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学

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古希腊,“解释学”一词就已有对神谕、文献（包括在神学与修辞学、诗学等方面）进行考证与诠释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进一步从对文本文字的诠释发展为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与阐发,直到近现代发展为关于主体的解释活动与文本、传统及意义的关系的哲学理论。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关于文献的考据与诠释的活动应当说是更为兴盛的。仅就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而言,其基本形式是对经典进行诠释。因此,中国哲学似乎更应当有自己的     

华夷秩序与中国古代国防

文章探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防的原因。作者认为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国防是在以中国中心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观的指导下建构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 ,“中国”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 ,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① 。并对古代中国的国防理念、国防战略实施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 ,传统的华夷秩序崩裂 ,中国逐渐被纳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之中 ,近代意义的“中国”开始凸显 ,并即此启动了古代国防向近代国防的艰难转型。     

说"诸"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后面的“诸”通常被解释为“之于”的合音词,我们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诸”的使用以及语言学典籍对“诸”的解释的调查,结合现代语言学合音词、韵律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关系等语言理论,对动词后“诸”是“之于”的合音词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诸”的词汇意义很虚,作为虚词,它的主要语法功能是联结动词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使前后两部分密合成一个整体,使动词的动作有所归属;在现代汉语中,随着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动词后的“诸”演变成一个意义更虚的词,它和“之”的最大差别是文言色彩更浓一些,使句子在能够完整表意之外,在节律上更趋向完美和流畅。     

一本书所昭示的“转化”意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

本文指出童庆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从“宏观的”、“微观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范畴”等四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文沦的现代意义。     

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中国古代学术具有政治关怀，已是古今学者所持有的共识。但在传统中国，“政治”一词的含义与现代政治并不完全一致。且从秦汉以前对“政治”一词的认识来看，“政治”一词，目前所见于古代典籍中最早者为《尚书·周书·毕命》：“王日：‘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取向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外力冲击下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的产物 ,其民族主义话语从本质上来看体现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 ,它能以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交锋 ,具有合理的取舍和明确的现代取向 ,其意义非“保守”一词所能容括。     

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