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尼尔戏剧的诗化品格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奥尼尔戏剧的诗化品格：一，剧作家个人丰盈的情感体验及其剧作中强烈情感的表现。二，对生活的诗化阐释。三，运用淡化情节、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创造戏剧的诗意     

论奥尼尔和曹禺戏剧意象的设计--奥尼尔和曹禺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戏剧意象就是指戏剧中的审美意象 ,它是作者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理性思考借以显现的感性表象 ,具有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相统一的特质。戏剧意象的创造是使戏剧获得隽永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关键。奥尼尔和曹禺的戏剧意象设计是诗意和哲理相融合的上品 ,研究和欣赏他们所设计的意象 ,既可以为戏剧创作提供借鉴 ,又可以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     

文明社会中的白日梦:原始崇拜--奥尼尔与曹禺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奥尼尔和曹禺是 2 0世纪上半叶各领美国和中国剧坛风骚的戏剧大师。他们在许多剧作中共同表现出一种原始崇拜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的产生皆源于对现实社会中的极度不满和无能为力的痛苦 ,为寻求精神出路 ,他们便托古讽今 ,以原始时期人类生活的自由快乐、健康幸福来指斥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和不健康 ,为的是达到批评现实的目的。     

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

学界通常采用静态方法,忽视从话语实践与身份的动态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事实上,奥尼尔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源于作家爱尔兰移民后裔所处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环境、父亲演艺生涯造成其童年漂泊的家庭环境及疯狂工业文明导致信仰缺失的社会语境。奥尼尔戏剧涉及与此相关的三方面的身份主题,表达了奥尼尔重构新身份的社会理想与人文追求:以爱尔兰人为原型创作少数族裔戏剧,真实再现边缘族裔的身份流浪和解构其负面形象;以其家庭生活为原型进行身份投射和自传虚构,书写家庭相处新模式;以工业社会为原型创作底层人戏剧,描写其身份危机和探讨重写身份话语的可能性。     

重获灵魂的漫长旅程 --试论奥尼尔戏剧的古希腊悲剧精神

文章主要论述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传承。文章首先分析了悲剧对古希腊人精神上的重要意义 ,接着讨论现代社会中 ,奥尼尔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文章批驳了一些评论家的观点 ,并从奥尼尔在剧作中高扬的超出物质实利的梦想 ,以及其悲剧主人公身上表现出的为梦想努力奋斗、勇于舍弃一切的精神和行动的力量两个方面 ,肯定了他剧作中的古希腊悲剧精神。     

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

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在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译介高潮和五六十年代的低谷期之后,重新出现在中国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中,并形成了第二次译介高潮。该时期产生的汉译本对中国的文学界、戏剧界以及读者和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尼尔戏剧的汉译本,原文为特殊的文学样式---戏剧,且部分译本被多次搬上舞台,其受众可大致分为读者与观众;按译本实际产生较大影响的标准,又可将读者进一步分为译者和知识界。以译者、知识界和观众的分类,可以对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接受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     

奥尼尔东方之行及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已经逐步成为了美国剧坛的领军人物。同时,随着他的戏剧创作手法日趋成熟,奥尼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中国现代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处在"生长期",对国外剧作家关注的广泛度有限,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现代戏剧发展与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密切等因素,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对国外剧作关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以易卜生戏剧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上。因此,2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奥尼尔依然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对东方一直抱有深切向往的奥尼尔在1928年底开始了他的东方之行,作为对自己"终生理想"的一场实践。这次历时四个月的远游,不仅使奥尼尔个人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奥尼尔的三部戏剧：兄弟间的爱恨纠缠

尤金·奥尼尔戏剧中的兄弟们性格截然不同,这使他们在抉择或采取行动时产生激烈的对抗,对抗中又夹杂着爱与恨的纠缠。文章从分析《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的漫漫旅程》三部戏剧中兄弟们的性格特征入手,分析产生对抗的关键原因,相互妥协的可能性和因素,以此来考察奥尼尔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现奥尼尔处理剧本中的兄弟关系时,受到“战斗中的变动的联盟”兄弟对抗兄弟的极大影响。     

论奥尼尔戏剧人物的双重人格与悲剧性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他提出的三重结构的人格学说深深影响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创作 ,奥尼尔在戏剧中尝试用多种形象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两个“自我” ,效果独特。从幽灵、面具、旁白、内心独白 ,甚至从两个演员扮演同一人物的两种人格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奥尼尔戏剧人物双重人格的特点 ,并指出人的内心矛盾和人格分裂是悲剧的根源     

也论政府的人性假设：政府是公益人与经济人的统一体

政府(及其人员)不论在国内或国际,要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必须履行必要的国内或国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种客观职能决定政府(及其人员)必然是公益人与经济人的统一体。为此,必须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及其人员)的合法行为、合理利益,防范其不法行为、不合理利益。     

后现代的“人”——从人性层面看后现代作品中的异化群体

通常意义上的人性中的理性、道德以及社会性等层面的丰富内容,在后现代作品的人物形象中消失了.后现代"人"的终结以及人性的异化有其社会与文学传统方面的原因,而当代哲学中的后人道主义则为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说起

马克思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即从人的需要以及求得满足的方式———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成为合理理解现实的人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人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而人的本性在马克思那里展现为三重生命的存在,即:"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人的本性的需要,实质上是主体人的内在价值的尺度,这通过人的经验事实可以得到合理说明。     

人性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标准

人性标准是马、恩文学批评的根本标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其文艺理论中,人性关怀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人性体验是艺术思维的主要动力,人类天性是文学批评的重心。     

论先秦儒家人性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儒家从孔子的"性近"说开始,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孟子和荀子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孟子是性善论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既为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同时也是儒家仁学发展的理论需要。     

论“自然人”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整合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形态,实践美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要丰富和发展实践美学,应从其内部着手,整合＂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个核心概念,生成＂‘自然人＇化＂观,创新实践美学理论内涵,增强实践美学的生命力。     

论人的可能性本质

人的本质实质上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人的可能性本质不仅是全面系统认识人的本质的重要支撑点,也是界说人的本质最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的一个环节。人的可能性本质,指的是人以习得性的范式、样式、共相、符号、逻辑以规范客观世界,并通过实践创造或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深入分析和正确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从性命之分看孟子性善

孟子言性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顺随众人言性而言性,性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孟子自己对性的全新的理解与规定,即认为性不仅应当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而且还应当有能力真正实现它。孟子性命之分在于：既是本能又能真正实现的是性,是本能但无法真正实现的是命。如此规定,仁义礼智就是性,耳目之欲就不是性而是命,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言性善的。     

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三种理论,即“极端的人类中心论”、“极端的自然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的正义价值、传统自然法三大理论都要求和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同时强调这种和谐共处是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和谐共处。     

对人性问题的教育学认识

从教育学的视角探讨人性问题,应注意把握如下三个重要环节:一、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产物;教育对于人性具有定向、引导、控制和改变的积极作用。二、传统观点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在教育学看来,人性是变化的、发展的和可培养的。本性“难移”,只是表明本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不表明其具有绝对的不变性。对于本性中的天性力量,正确的做法是“不必移”;对于本性中的自发成分,不“强移”;而对于本性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宜“硬移”;只要坚持因势利导、矫正和完善并举的措施,就不难达到对人性转化提升的目的。三、造成问题学生“人性缺失”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学生在以往经历中有可能受到的非人性的对待,而且也在于学校“人性养成”实践的薄弱乏力所致。从人性作为检验人的自身行为是否同社会相和谐这一尺度上说,培养学生自觉的人性意识、和谐的人性素养,无疑是当前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