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人性发展的互动

人做为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从事经济活动是其最本质的活动。然而,人的经济活动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与自然的矛盾决定了人性中自然本性与精神因素之必然发生许多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每个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提供同等条件和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为满足需求而积极进取的一面被激发出来,虽系人性中低层次的初级要求,但个人为满足它们所激发出来的主动性、竞争性、奋发拼搏等,无疑是人性的重大进步表现,这不仅符合人性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工作的“人性”假设

社会工作的主客体都是人,因此,如果说社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确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和对“人性”的理解。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抵制的是以下的“人性”观念：第一,“人性”的自然生理假设。不可否认,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历史本身包含着生物进化的过程。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却是其社会性。     

论罗马法中的人性关怀及其现实意义

法是国家创制的,归根到底是人创制的,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调整手段,必然是以一定的人性为依据的。从分析罗马法的形成与特点入手,在对罗马法法理的解读中力图揭示出罗马法中对人权的重视、对人性的关怀,这也体现出法的终极价值与人性的终极价值具有统一性。最后,结合我国法律发展的现状,简要的论述罗马法中所体现的人性关怀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及启示。     

韩国社会学中女性研究的发展与挑战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地理解和说明社会现象的学问,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集体或社会的研究.社会学关注的范围很广,从人类的自我发展或人格的形成等微观方面,到各种社会制度或全球性的社会变动等宏观方面,其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前景.但是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来看,女性是被忽略的.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男性的生活或经验,男性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女性在研究对象中被排斥或者低估.因此,在社会学中,较多体现男性生活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比较多见,并被视为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说明.对此,女性社会学家多蒙西·史密斯称,社会学是关于男性的、由男性研究的、为男性服务的学问.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作家、艺术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和重新审视。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始终高扬人性和人……     

人性中的奥秘——遗憾

遗憾是社会运动的必然产物,存在于人生命的全过程之中,是人对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心理体验.它既是人对感性生命的呈现,又是人对理性生命的塑造.在本质上,它是人性的生命形态,具有群体属性.通过从人的需要出发,对人的存在、理想、体验、能力、思维等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应该得出结论:遗憾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社会化完善程度的呈现方式;社会文化环境是其依存的载体,文化是其最终表现形态,人性是这种文化形态以个体为载体的外部表现;遗憾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表现为人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人性所掩饰的奥秘.     

社会工作的“人性”假设

社会工作的主客体都是人,因此,如果说社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确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和对人性的理解。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抵制的是以下的人性观念:第一,人性的自然生理假设。不可否认,     

焦循人性论辨析

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者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焦循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焦循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通过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     

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与研究推进

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权力秩序的指向下，社会记忆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构，也是建构性的力量。在这种动态实践过程中，社会记忆整合个人与社会，连接过去与现在，隐喻历史与未来。基于此，社会记忆研究须结合这一概念自身所蕴涵的思想张力，在同现实的对接和多学科的对话中达成理论的整合，进而实现关照人性和面向正义的学术旨向。     

"制度人"假设与制度功能性分析

"制度人"假设不仅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也是人内生的对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应该是"经济人人性"、"道德人人性"和"制度人人性"有机结合的"完整人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制度人"建设尤为重要,应以人性体系为基础构建能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非监禁刑乃刑罚轻缓之必然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刑罚不是对抗犯罪的唯一的有效的手段,社会的文明要求刑罚应由严酷到缓和,由以监禁刑为主向以非监禁刑为主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慎刑恤狱”的法律文化思想是相符合的,它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节约刑罚成本的需要,也是实现刑罚目的需要,也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我国现行的刑罚是以监禁刑为主的重刑结构,所以,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司法,逐步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     

促进文化发展应树立科学的人性观

人类社会就是在文化的不断熏陶下，通过对人性抑恶扬善的过程，不断进步和走向文明和繁荣。由于文化和人性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发展和改革文化事业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对于人性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人性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     

伏羲文化考述

伏羲神话起源于北方,其氏族活动时代介于燧人氏与神农氏之同,处于由渔猎到畜牧、由氏族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时代.由于造八卦、制礼乐、婚姻等文化功绩,伏羲在文化传承中被尊为圣王典范和文化英雄.儒道学说发展为社会主流思潮后,对以伏羲为代表的文化英雄地位加以提升,使伏羲不仅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象征,也成为中华文化逐渐向人文精神、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美国华裔小说的男性视野及父子关系

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裔的文化身份建构是通过男性视野和女性视野两个谱系进行的.以赵健秀和李健孙为代表的华裔男性作家致力于重塑父系英雄传统和华裔男子的阳刚之气,旨在打破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男子"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作家们对男性主体及不同父子关系类型的描写揭示了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内核,以及新旧移民在异质文化中所面临的困惑、矛盾和挣扎.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这些研究和思考对今后的父子关系的定位和走向,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现实和学术的双重意义.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她创作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处于极致环境中的弱女子,她们以强大而真实的生命力阐释严歌苓对女性的解读.在她的叙事中,"女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唯一的焦点,她将"女性"作为与"民族"、"文化"、"历史"等互有联系的部分被审视和书写.严歌苓试图找到一种能得到沟通的真正的爱,这是一种对更高更普范人性的探求,也许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却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     

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

人性问题在我国是被弄得最为混乱、最为难解的问题之一。“文革”前,对人性所下的权威性定义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具体的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除此以外,人们之间的共性只剩下自然属性(或曰动物性。)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凡与这种说法不符的,一律被判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人性论”。近来,有不少文章试图突破这一框框,探讨那些“既不属于动物性”,“又不带阶级性”的人类共性。讨论是热烈的,值得赞许的。但从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许多文章或是     

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

从“五四”时期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到２０年代末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以至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被当作革命文艺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和责难，再到８０年代初，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在文艺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人性、人道主义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从这一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应看到，人性、人道主义之所以经历了这样曲折的历程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