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分配看全球脱碳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全球经济增长远未与资源消费脱钩,绿色资本主义本质上代表着资本权力的扩张,深化了核心国家和精英集团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为实现社会公平,全球经济脱碳发展离不开从北至南的财富和科技再分配转移。公平的脱碳发展需要气候治理的新思路:正视可持续发展与贫困问题,借助气候正义国际网络加强对话,推进气候政策与贸易管制的兼容性。     

全球金融危机后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全球商品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风潮,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伴随着金融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资源型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甚至衰退,经济多样性程度较高和制度环境较好的非资源型国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外部环境的恶化导致国内需求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了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以及应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非洲国家正致力于构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并深化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关系。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重冲击下的世界经济

次贷危机发生至今,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仍处于下行长周期中。经济周期的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处于通缩风险的压力之下。单纯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次贷危机冲击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反而带来了债务风险的累积。潜在GDP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是宽松的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出现了内生性下降。资本追逐高收益率的属性必然引发过多的货币追逐金融资产,导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逐步趋高,全球经济进入资产财富时期。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通缩风险压力的经济周期和以资产价格“泡沫”等为特征的金融周期的双重冲击。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和金融周期的同步性共存,对全球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严峻考验,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要侧重于管理金融周期,稳金融就是稳预期;要利用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应对经济潜在产出率的下滑。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现期。凸现的基本原因是：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多元性;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供给的不足;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等。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产权治理、收入分配治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劳”“资”“政”合作治理。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长期的,治理社会矛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全球能源治理:发展、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并有了一定发展,主要表现在相关机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全球能源对话的逐步展开。全球能源治理的发展源于国际能源安全形势的变化,包括能源供应格局的改变、能源资源争夺的持续紧张、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博弈的加剧等。未来全球能源治理将面临着世界经济的低迷增长、中东油气地位的下降、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费的持续大幅增长、现有能源治理机制的功能缺失和某些大国参与治理积极性的缺乏等一系列挑战,这将使全球能源治理形势更加复杂,其前景也不容乐观。     

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从供需结构变化看我国工业转型升级方向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正在由主要受短期外部冲击向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方向转化,其结果是经济增速中长期水平的下移。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回落只是诱因,内需回落则是主因。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中长期分化趋势。供给结构的调整明显落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供需错位加剧。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必须调整供需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跨越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发展世界第二大征券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证券市场却与实体经济增长背道而驰,成了宏观经济的反向“晴雨表”,其消极影响极为明显.因此,培育和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一个与全球GDP第二相称的、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恢复证券市场正向“晴雨表”功能,不仅可以实现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而且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滞胀和出口增速度下跌、房产调控力度加大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等问题,还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抗通货膨胀能力、以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需要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证券市场制度中国化,加强政府规制.     

A股中期策略

CPI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持续凸显；GDP增速有所回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确立；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紧缩压力不减。在宏观经济困难重重的大背景下，A股市场再度陷入低迷。从4月中旬开始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达38％，并持续在2700点左右盘桓。下半年的A股市场还有机会吗？     

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及其实践引领

作为在风险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诞生的重要理论,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精准回应了当下频发的全球卫生挑战,突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它包含了坚持人民生命健康至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化国际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促进全球抗疫公共产品公平分配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以习近平全球卫生治理观指导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必须坚持主权平等、多边主义、依法治理三大原则;在现实路径上,应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强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以此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回升,然而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是最终战胜危机和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危机时代,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采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同时,将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效结合起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对辽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进出口贸易是促进辽宁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存在很大变数，辽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目前很难预测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及何时结束。尽管近期世界经济有回暖迹象，但是全球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状况仍在继续，这对辽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继续保持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难度也在加大。分析这次世界经济调整可能对辽宁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依靠科技创新带动辽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是贯彻落实国家《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客观要求。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紧迫时期,辽宁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围绕结构调整的主线,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对科技创新与辽宁经济结构现状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构建辽宁经济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结构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为实现辽宁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FDI 对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国际大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对东道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发展中国家借助FDI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资金．而FDI的流入也有效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对我国而言,FDI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技能等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基于2002-2012年我国FDI和企业技术创新数据,实证分析FDI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并以此探寻其中的原因及提出相关建议。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及世界货币体系革新

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之所以肇始于美国,有多种原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所能有的惟一选择,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风暴。G20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     

加快北仑科技支持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科技兴区”的核心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科技工作的主战场,将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拟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１）树立科技意识,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一体化;（２）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突出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３）采取多种措施,促使企业紧密依靠科技;（４）加强信息工作,沟通企业对外联系;（５）推进国际合作,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得出FDI在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吸纳就业和提高我国综合生产率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总体上较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对FDI积极效应的进一步剖析还可看出,FDI通过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和优化进出口商品的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2009年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通道。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日益加剧,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目标是什么,目前的认识还很模糊,面临当前国际及国内严峻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RCEP下中日韩经济合作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国际经贸秩序中的东亚方案,是对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能为区域产业链恢复、融合、繁荣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新动能。基于中日韩双边贸易、投资现状,结合RCEP中的具体条款,分析RCEP下中国、日本、韩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三国经贸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RCEP下中日韩三国货物贸易结合度高,关税减让力度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助推三国产业布局高度关联; 但是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美国经济霸权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政治挑战。中日韩需要抓住RCEP签署的契机,利用RCEP的政策红利,扩大在贸易、服务、投资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以经贸合作方式化解政治分歧,增强互利互信,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提升三国社会总福祉水平,推动亚太区域向经济一体化发展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