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影响机理及生育支持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面临家庭—工作的矛盾冲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家庭友好政策的视角,着重从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入手,在明晰家庭友好政策内涵和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捋清家庭友好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健全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优化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层面提出生育支持路径。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索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回归分析法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宏观上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微观上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也有重要影响,它提升了家庭未来应对风险能力,同时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限制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这需要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二孩和三孩,进一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从性别和发展视角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群众生育意愿，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应以目标群体的需求为导向，采取有效、可持续并根据需求变化能够灵活调整的措施，缩小生育意愿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本文从家庭和个体层面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出发，以性别视角和赋权为框架，结合中国的发展特点，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取向。     

政治向心与政策协同：家庭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保障机制

当前年轻人的“不愿生、不敢生”生育顾虑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体现，这必然要求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生育支持政策的人本内涵，并以整体性的政策组合为公众的生育意愿调整创造友好的文化与制度环境。针对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缺乏协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运用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的交互逻辑：一方面是向心逻辑的引领，主要表现为在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治向心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多元诉求，建立和完善“上下互动”的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政策协同为基础，加强不同部门和相关主体在政策上的协同治理，具体包括积极生育支持的政策内容协同、政策机制协同和政策工具协同。只有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统筹推进，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文本聚类分析

【目的/意义】实施符合国情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完善生育政策体系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现有研究集中在生育政策的变革成因、实践困境和制度构建。【设计/方法】文章收集31个省级政府的三孩政策期间生育配套政策，运用主题模型LDA算法处理102万余字政策文本，实证分析总体与区域政策文本的高频词和主题强度，通过政策文本聚类分析探究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侧重点和不足。【结论/发现】省级生育配套政策总体上主题结构不均衡和发文主体单一，整体侧重于保护型政策，鼓励型政策和服务型政策较为匮乏。受地区特殊性影响，不同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在生育配套政策上存在分布差异。基于此，从政策结构、政策主体、政策创新三个角度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当代城乡青年“两头婚”生育模式的选择与危机——法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我国传统生育观念以男女双方订立婚姻并组建家庭作为家族理想。苏中地区、关中地区、滇中地区的“两头婚”等小众生育模式虽然满足了当代青年及其原生家庭的特殊需求,但对新生子女的成长、原生家庭的联结以及青年男女的情感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家层面应协同推进完善的配套制度,家庭层面应转变传统宗族理念,个人层面应树立理性婚育观念,以此因应潜藏于新兴生育模式背后生育意愿下降和生育率走低的生育危机。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治理是政策主导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通过加大社会政策的贯彻力度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采用事实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阐释了英国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英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过程监管。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研究

考察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探究政策重点及其演进方向,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力。搜集“十七大”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发布的37份政策文件,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基于外在政策互动均衡和内生政策参与动力构成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通过政策网络中心性、政策主题群和结构洞等指标的测度,对生态文明政策网络开展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已初步形成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格局;构建起包括中央政府统筹的战略布局、核心部门主导的协调实施、重点领域示范的先期推进、内外环境约束的配套支持等在内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分析认为,该政策领域有待加强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构建生态治理体系,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引领发展转型的先导,完善作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手段的生态法治和生态文化,提升部分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择校治理政策的执行力问题研究

现实生活中的择校现象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为破解择校难题,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然而政策效果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政策自身存在缺陷、政策执行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者存在问题。对此,应改善择校治理政策的实施环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政策执行体制,切实保障政策执行;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提升执行者综合素质。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对公共政策样态的塑造——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

从政府注意力配置焦点与公共政策演进特征的匹配关系出发,识别出政府注意力在持续、转移、波动、加持作用下,政策过程呈现四种样态——政策平衡、断续、碎片、迭代。同时,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对政府注意力与中国生育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四种政策样态间的转换关系,符合由政策间断到再次均衡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政府注意力配置方式易于演化为一种政策问题筛选机制,从而产生“信号过滤”和“信息排斥”现象;固有的理念与相对稳定的政策架构,强化了注意力转换钝性,政策均衡得以维持恒定;政策精英在引导政府视线,促成政策样态转换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仍无法脱离倡议范畴,只能对政策形成起到间接作用。研究力图廓清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与公共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政府注意力资源的动态调整对政策实践的作用机理,对理解和认识公共政策样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具有积极意义。     

整体性政府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杭州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改革城镇政府管理体制进而推进城镇政府和城镇治理的转型。本文以杭州市为例,从整体性政府的视角研究新型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发现杭州市根据新型小城市的标准,自上而下整合县镇社区的职能、机构和资源,改革城镇政府管理体制。然而,权责不匹配、能力不足、机构与工作的严重脱节、过繁过乱的考核等传统城镇政府管理体制的顽疾仍然继续困扰着城镇政府,为此,在未来的改革中,应该按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从总体上设计新型城镇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部门的合作水平和合作能力,规范决策和政策执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