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采用2009-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东部至西部递增;相对于高端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影响更大;五大行业⁽(1))中,仅“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差异明显。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中国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提升对策

实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算,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二者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都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且各区域内部也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制约我国区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体制性制约、制造业低端化生产、外资企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的关联度低、城市化水平低及人才支撑能力弱等。各地区应根据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加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

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既表现出行业队伍壮大、吸纳劳动力多、吸引外资贡献大等特点,也存在对国民经济贡献度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等不足。采用区位熵方法的定量测度显示,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其6个代表行业呈现主城区集聚态势、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内部各行业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视角的案例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优化地区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平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特例,平台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规模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到互联网平台层面,从互联网平台和虚拟集聚的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总结了“派生式”、“共生式”和“自生式”三种协同集聚形态,并通过案例加以佐证,以期对二者协同集聚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描绘。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研究

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成为经济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依据两者的产业属性特征,从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4个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运行方式,以期为区域产业关联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工具。其中,资金关联通过资金渠道和金融创新来实现;人才关联表现为猎取、培训和转移3种方式;技术关联以交流平台、咨询服务和研发支持为主要表现形式;信息关联则借助信息交互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对接、数据交互处理和国家政策解读的关联功效。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实证分析

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高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提升作用的发挥。依据这些条件,从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做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晋蒙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高级要素,是制造业升级和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京津冀晋蒙地区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之一,其制造业升级是全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部分。使用2001—2011年20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京津冀晋蒙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同时,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角度出发,比较了京津两市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验证将京津两市设立为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核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论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2016年,我国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产能过剩、资源利用率低的现状,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应不断提升产品的供给质量,产业结构应进行中高端升级改造。完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减轻投入的要素扭曲,并提高生产资料利用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相较于处于生产端上游的制造业产业,居于中端和下游的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而制造业高端化升级,需要服务要素作为上下游产业的纽带。从自由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角度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能够扩大国内外市场,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竞争,提高服务业产业的供给质量,强化产业基础,辅助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含量和深化制造业分工,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涉足价值链的高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分析入手,探索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将武汉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上海、北京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了武汉制造业升级亟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武汉制造业升级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