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发展战略思想览要

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从战略的高度辩证地思考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对“三个代表”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战略布局 ,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发展战略 ,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东部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等进行了全面辩证的论述。这一整套辩证的发展战略思想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俄罗斯的亚太战略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从推行亲西方“一边倒”到“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俄罗斯对外政策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其亚太战略目标的确立也同样经历三个阶段.俄罗斯的亚太战略主要体现在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方面.     

“礼”“法”并举——李觏治国方略再探

治国方略是李觏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社会规范又是治国方略中的核心内容。在李觏的治国方略中 ,“礼”“法”是两个基本范畴 ,而李觏关于“礼”“法”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综合治理中的软规范和硬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习近平新时代“一国两制”治港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并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继承邓小平“一国两制”总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治港方略。新时代治港方略秉持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论,赋予香港“一国两制”新的战略定位,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了“两个建设好”的总要求。新时代治港新方略更加注重加强党对香港“一国两制”工作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注重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更加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更加注重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践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更加注重坚持依法治港,更加注重从政权建设方向思考管治策略,更加注重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更加注重强力节制特区反建制力量和外部干扰,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指明了方向。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战略思考

伊拉克战争不仅影响着伊拉克的未来,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演进的方向,它给国际政治民主化带来了新机遇,也让联合国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伊拉克战争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前需要合纵连横的国际局势,呼唤着新型战略联盟时代的到来,推动大国关系以新的模式朝世界多极化方向迈进。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国际力量的消长和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改良国际社会。     

邓小平治国方略论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构建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相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其要旨包括:民族本位的政治思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三个面向”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参照取向,“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以法治国的法治主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及从严治党的思想等。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方略论,是中华民族百年来争取民族振兴思想的集结,是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为客观基础的,是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和时代发展的主题为重要依据的、是在总结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具有务实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的特征。学习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防“左”反右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重新兴起及主张

苏联解体后,作为对向西方“一边倒”外交和“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的反应,具有强烈地缘政治倾向的欧亚主义思潮很快在俄罗斯社会重新兴起,并在政治、社会,特别是外交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欧亚主义以转型以来俄罗斯势力衰落与艰难转型为背景,以恢复俄罗斯在全球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为宗旨,努力探索本土传统及地缘空间特征影响下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针对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目标及与此相适应的战略,现代欧亚主义者的构想大致可以分为激进派、文明派和稳定派三种。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贡献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在国际共运史上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并从跨世纪的战略高度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前提、原则、任务 ,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 ,对新时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阶层骤变与俄罗斯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的失灵

1980年代以前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主导的一种"无阶级"型态,而1985年之后这个历史轨迹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社会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性因素,具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层骤然出现且分化严重突破了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的轨迹;二是利益分割及隔离使俄罗斯社会结构快速定型化,并成为其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机制;三是社会冲突不断,社会严重失序。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突变性模式更具有利益分化性。俄罗斯在突变性的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牺牲绝大多数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开始的社会结构转型,其中的推动力量是制度转换,其利益协调机制主要是权力,即那些掌握制度转换方向的权力拥有者。     

依法治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我国开始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实行了依法治国 ,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已经写入宪法 ,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这一治国方略确定下来 ,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探讨——基于SWOT PEST模型的系统分析

中国核电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中国核电走出去既有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也有外部的机会和威胁。以中国核电走出去为目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这四类影响因素入手,结合SWOT工具对中国核电走出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加大融资支持,积极推动核电全产业走出去;研究区情行情,防范投资风险,努力开拓新兴核电市场;抢抓战略机遇,提升出口能力,促进出口核电与当地民生项目的融合发展;促进出口核电与当地民生项目的融合发展;借鉴国际经验,整合国内资源,深化国际核电市场的多重合作。     

实现法治 振兴中华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个百年,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千年的头一个百年,我国将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巨大变化。其中重要的根据之一是:我们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从一定意义上讲,推翻帝制是治国方略的一种变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治国方略的一个更大的变化。上个世纪最后五年,我们正式提出并在宪法上确定现在的治国方略,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治国方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国方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也是治国方略实行根本转变的标志。这一治国方略,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     

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肇兴

民权观的特性是由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民权观包括革命派与改良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的;民权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开辟道路,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本土,适应各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需要,适当地借鉴外域经验,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政治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体现在以“民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思想，即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一个“欧亚洲”。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欧亚双重思想一直起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普京执政以后，重新审视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以新欧亚主义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恢复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法治观比较论

“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在我国正式确立 ,经过了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思路是人治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社会反对人治、厉行法治的全新历程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通过宪法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是一个前后相继 ,继往开来的关系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