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着重从"诗言志"的原本意义，以至古代诗歌言"志"的方式，综合论述了"诗言志"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的客观依据。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诗言志”与原始文化——中国诗学源流论之一

以社会学、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索,辨析古代的文献资料,从而考察我国古典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的历史演变轨迹,用比较的方法阐明在原始巫术仪式和儒家礼乐教化中,所言之“志”的不同文化内涵,以此作为探索中国古代诗学源流的突破口,进而论证古代诗论中的情志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本文在扬弃旧说的前提下,力求出新,从中国诗论的根源上探讨其独特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

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朱自清先生功底和见识的集中表现。他深入探讨研究古典诗学的基本途径．并且提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人眼中的山水实乃一种境界;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评的传统标准;乐府精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课题和颇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     

“诗言志”的文化视阈

"诗言志"是中国诗经学的经典话语,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结合"楚竹书"等出土文献,从文化学视阈,对"诗言志"的内涵及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逻辑起点进行分析,梳理和廓清对中国诗学和审美观念的表现主义抒情传统。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春秋时期的“诗言志”与接受意识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从创作角度来把握它。本文则从读者接受的视角来观照和审视春秋时期“诗言志”,认为春秋时期的“诗言志”包蕴了创作与接受的双向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接受理论。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走向诗论与诗史结合的中国诗学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诗歌历史的国度,同时也是有着几千年诗学史的国度,诗学的历史与诗的历史几乎一样的久远,被朱自清先生认为是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的观念就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中国古代尽管有各种诗学观念、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范畴术语、丰富的诗学文献,但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因而记载诗人轶事、讲述诗坛典故、探讨写诗技法的诗话便成为古代诗学的重要形式.     

“诗言志”说形成过程疏论

"诗言志"说的提出,是在先秦"实用理性"精神的笼罩下,对古代诗歌总集"三百篇"断章取义的运用和解说,与先秦"用诗"风气有密切的联系.从春秋赋诗的"诗以言志"说到儒家诗教的"诗言道"说,再到汉儒,尤其<毛诗序>对"诗言志"的重新诠释,"诗言志"说经历了由诗歌功能论到诗学本体论,再到诗歌创作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中国古代诗学的“诗本体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之四

关于诗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诗歌作品到底表现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纲领性问题,一代代哲人为之倾注了智慧才力,几乎所有诗论都有涉及,形成了诗本体的探索体系。纵观之,有“言志”说和与之相对立的“缘情”说以及情志协调、生动统一的“情志合一”说,而且几大体系构成一种自然的逻辑进程,显示了诗本体精神的自觉和人的认识的深化。“诗言志”主要是儒家政本主义文学理论纲领,其“志”的丰富内涵往往被人为地蒸干或抽象化掉,于是有“缘情”说的重要纠偏、矫枉过正,构成对立。而在经历了这双重否定之后,才趋于自觉和成熟,发现了它们本身的丰富性及其紧密的互通关系。由对峙走向融合统一,并发掘出新的内容,是古代诗学本体论的展开方式和成熟特征。因此,可以从总体把握,中国古代诗学并不把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模仿当作诗的本体,更不把模仿的技巧技艺当成本体,而是始终当成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与西方诗学迥然不同的特质。     

关于诗言志的再认识

诗言志说是中华民族关于诗学理论的最早经典论述。它应是我国初期诗实践的理论总结，在初始艺术理论中具有相对独立性。诗言志第一次揭示了诗的独特的艺术性格，对研究诗的本质特征，诗文化环境，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先导性意义。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代代相因的有关论述却将这一理论思想的深刻性和准确性给淹没了。本文正是针对以往理论研究的缺陷，而展开对诗言志的重新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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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直觉和灵感的“禅悟”——论严羽的“妙悟”说张玉霞张祖利谈论中国的诗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漠视的。他提出的“妙悟”说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也有相当的价值。我们知道，一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