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字职业称谓语的语用特征与演变动因

现代汉语中的称谓体系十分复杂,各种称谓语都有其特征和适用范围,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应根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语。本文探讨现代汉语中"的"字短语作为职业称谓语的使用情况,而对这种"的"字职业称谓形式的语用特征及其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职业称谓语的社会心理内涵。     

《朱子语类》中“杀”字结构的用法

《朱子语类》一书中“杀”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作补语有三种用法：表死亡性的结果,这是中古时期已有的用法;表非死亡性的结果,不早于宋代;表极甚的程度,不晚于唐代。由“杀”作补语的几种用法,可以看出其副词用法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并非假借。造成这种虚化的原因,主要是词义引中、句法位置改变和认知因素。     

论“所”字与“所”字结构

＂所＂字有人认为是代词,有人认为是助词,持代词说的人,往往搞不清楚所字具有什么样的指代作用,而又不重视所字的特殊作用;持助词说的人,往往忽略了所字的指代作用。本文认为所字是一个兼有指代作用和提示作用的代词。对所字结构,诸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本文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文解字》从“”之字研究

《说文解字》里写作从""的字有24个,多数都是用"省声"来标注读音的。这种标音方式客观地反映出汉字读音的变化,具有区别字音的作用,但是不能区别字义。""字最早见于金文,像两火炬交叉、火花四溅之形。根据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说文解字》里从""的字在意义上可以划分成"小"义、"明亮"义、"环绕"义、"大"义、"幽暗"义等几类。现代汉字里,从""的字一部分简化后与"荤"、"蓂"等字所从上部""类化,我们应当注意这部分字的部首编排和在教学中的应用。     

普通语言学视野之下的“的”字

本文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观察汉语中的字的性质及功能意义,尝试界定的字,并阐释的、地、得具有的本质同一性,提出的字研究的基本观点,以期从根本上把握汉语的结构和规律,接近汉语的本质事实,为汉语研究提供一个另样的角度和思路。     

“食野之苹”探微——浅析简化字“苹”字

从研究古诗“食野之苹”的“苹”字本义“艾蒿”入手,探讨“苹果”之名从“蘋婆”演化为“蘋果”及简化为“苹果”的过程,论证将“蘋果”简化为“苹果”之得失和恢复“苹”字本义之必要。     

浅谈汉语“的”字词组和英语“定冠词＋形容词”词组现象

本文对汉语＂的＂字词组和英语＂定冠词＋形容词＂词组组词现象分别加以探析。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论”与古代文学批评之形态演变

“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形态之一,长期以来因其形式的独特性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形式之历时性演变为论述视角,通过对“论”的概念界定,及其内在演变规律的把握,试图揭示出“论”的纵向发展脉络“,论”之独特性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浅探“水”字的变迁——从“放水”、“灌水”出发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许多新词不断出现,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词语也出现了新的用法、产生了新的词义。本文通过结合相关理论,对“放水”、“灌水”这两个常用词的用法与词义的演变进行探讨,并由此来对“水”的用法和字义的演变做出一定的解释。1“放水”一词在记载唐代水利制度的     

日本的“国粹主义”哲学思潮演变路径探悉

国粹主义词语的使用,虽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流行,但其思潮的萌芽要追溯到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和他的师长贺茂真渊,甚至更早。贺茂真渊以及他的弟子,特别推崇日本的固有精神,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开始萌芽。江户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实施了脱亚入欧政策,全面实行西化,在明治维新前期就掀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于是,反对盲目欧化的国粹派出现,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抵抗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抵御西方价值观、人生观的侵蚀,保持日本应有国粹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哲学思潮,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哲学思潮之一,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国粹主义成为其自身演化的关节点,而当今社会,国粹主义又演化成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论名量词“所”的历时演变

名量词"所"由处所词"所"变化而来,学界以往对名量词"所"的历史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量词"所"的源形式及其变化机制的认识也比较模糊。量词"所"最早产生于秦代,但仅指称瘢痕、印迹单位,指建筑物单位到汉代才出现。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量词"所"的指称功能趋于泛化。唐代以后,量词"所"又倾向于专门表示建筑物的计数单位,呈现出专职化的特点。量词"所"并非来源于指称建筑物的名词"所",而是来源于表示处所的"所",即由具体事物占据的空间处所而转指事物的单位,发生转指变化的机制是认知转喻(metonymy)。转喻是汉语量词形成的重要机制。     

《世说新语》之“我”与魏晋社会风景

《世说新语》的称谓中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从“我”这一称谓在不同语境下的运用,可以考量当时的社会风景,审视时代趣尚。魏晋是世族名流占据历史舞台,与皇权平分秋色的特殊年代,《世说新语》中“我”的称谓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彰显出当时世族生活的情景,以及世族与文士任诞开放、崇尚自我的伦理意识,影响到当时的文学观念。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只要”的历时考及演变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只要"一般用作条件连词,表示充分条件关系。"只要"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中,但其出现时仅是副词"只"和动词"要"的临时组合。随着语言的发展,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语位、语用、语义、语音等影响,"只要"逐渐虚化成条件连词。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上古汉语“言”字研究

本文讨论古代典籍中的＂言＂字的用法,对先秦经典中的＂言＂字进行仔细研究,发现它共有五个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它既是一个虚词,又可以是实词。既是动词、名词,又是代词、连词,还可以作为形容词尾,争论较大的是作为代词使用,而它本身是具有代词功用的。     

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Lai）”“Yi”“Da”的考辨

本文对甲骨文农作物“稻”“黍”“来（Lai）”“Yi”“Da”等字着重就甲、金文直至隶、楷，参照传世文献进行了共时的、历时的综合分析，理清它们的演变情况，作出新的考定。     

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字”标准 着力打造“五型”国企干部队伍

“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廉洁从业的领导干部队伍直接关系到企业科学快速发展。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对国企领导人员提出的“二十字”标准为指针,简要分析了当前国企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的五方面问题,明确提出要打造学习型、担当型、团结型、务实型、廉洁型的“五型”领导干部队伍,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正、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为企业打好改革发展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