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无“微言大义”说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所以运用了许多手法,这样《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巨大价值。“微言大义”说是不是科学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去索解《史记》是否符合司马     

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本纪部分标点献疑五则

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史记》点校修订本,校勘精审,为促进《史记》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然百密一疏,其断句标点方面仍然偶有失误之处.笔者选取《史记》本纪部分的五则史料重新校勘,以期有利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建国以来《史记》研究情况述评

本文评述了建国三十余年来关于《史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特点、不足,以及当前关于《史记》若干问题的各种观点和对今后的展望。文章特别指出,《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而我们对《史记》的研究水平、状况,同《史记》的地位、影响很不相称。今后,应当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加强对《史记》的研究。     

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

三十年来(指1951至1982年),《史记》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何评价这些成绩?整个研究工作有什么新特点?当前应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推进《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对这些问题开展评议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略谈浅见,以期抛砖引玉,求其友声,共同在《史记》研究领域中开创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局面。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从《淮阴侯列传》看非文字材料对 《史记》的影响

《淮阴侯列传》中非文字材料的使用方式及其对文字材料的印证、修正以及非文字材料对于该传的影响,在《史记》中是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凡是司马迁凭吊过的或者是向当地百姓调查过的人物的传记,都有类似的特点.我们仔细考察,从中可以窥见司马迁撰写这些传记时对材料的甄别、对人物和历史的认识等种种复杂的心理历程,当然这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心理历程.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史记》徐广注研究

《史记》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 ,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徐广注所列异文 ,证以其他先秦、两汉典籍 ,论述了六朝时期《史记》异本的特点 ,并考证了今本《史记》文字致讹的原因 ,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论《史记》在体例编辑上的特点

本文着重阐述《史记》在史书体例编辑方面的成就。《史记》的编辑特色,在中国历史编辑学的产生和发展史中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使纪传体史书定型化和规格化。《史记》的结构共有七个组成部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史评》及《自序》等,这些形式既有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发展而使其成熟,亦有自己根据著文之需而创立的体裁。《史记》的七种编辑体例在书中视内容需要而有多有少,有详有略,彼此之间既有纵的联系,又有横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史记》编辑体例的成熟化和科学化,使纪传体史书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中国史书编辑中占据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原本《玉篇》引《史记》及相关古注材料考论——裴骃《史记集解》南朝梁代传本之发现

原本《玉篇》残卷中有73条书证材料征引《史记》,其中有27条材料涉及《史记》相关的先唐古注,经比勘判断这些古注是裴骃的《史记集解》的片段,且这些写本材料的底本来自南朝梁代。这些书证引文弥足珍贵,其价值不容忽视,对于《史记》的校理和研究大有裨益。     

一部《史记》研究的工具书——《史记辞典》评介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耗费了长达十五年的心血完成的一部巨著。自从这部巨著问世以后,注家蜂起,历代不衰,以《史记》名家者甚众,以至形成专门学问。在汉代就有徐广等人为之注解,随后增补辑注的主要有: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集解》以广征博引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著,《正义》则详于地名注释,它们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种种方便。但是,“三家注”也存在许多错误,时有穿     

《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

郑樵《通志》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是,《史记》的《表》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对此作过一些清理工作,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简称《札记》),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其中有些成果被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吸取,不过中华本的《表》中仍有若干舛谬有待订正。本文仅就《六国年表》中的《晋表》作了考订,以供晋史研究者参考。     

《史记》“且”字虚词用法统计分析

本文借助计算机统计了《史记》中“且”字全部用例,并作以分析,力求总结《史记》中“且”字虚词用法的全貌,以期对虚词“且”字的研究提供一份资料.《史记》依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1959年9月版).《史记》中作为虚词的“且”字共出现594次,其中连词310例;副词223例;虚词连用61例.1.连词《史记》中“且”作为连词,既可连接词、短语,也可连接句子,甚至可以连接段落.主要表示进层关系,也表示并列、让步、选择等关系.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