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修辞特征

古今谈文学作品如何修辞的理论文章不少,但大多偏于作家文学一方。其实民间口承文学也是多姿多采,不减于作家文学;而且追溯起来,作家文学的修辞手法,基本上源于民间文学。就连最强调作家一己之文艺匠心的陆机在《文赋》里也说过“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最讲究声律之学大谈诗歌形式美的沈约也肯定汉魏以来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诸名家的作品“标新擅美,独映当时”,而“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宋书谢灵运传》) “风”就是《诗经》的“十五国风”,是周代的民间文学,“骚”就是屈原《离骚》,之作所取法的楚国民间文学。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已经谈到了。《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然而,刘勰并沒有专门论述诗歌的多义性问题,更沒有把多义性作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独立范畴来看待。此后,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著作中,也偶尔有涉及多义性的,如皎然《诗式》所谓“两重意”,但都沒有从理论上对多义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两义语”。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说《神曲》“具有多种意义”。     

“所”字结构格式探讨

“所”字是古汉语中用得既广且繁的一个词。《说文解字》云:“所,伐木声也,诗:伐木所所”。然而《诗经》今本皆作“伐木许许”。这是描摩伐木声音的象声词。今人康殷先生的《文字源流浅说》说:“所,金释所,象用斤锛斫门户之状,户亦声。本为动词。”这是说“用斤锛斫门户之状”是“所”的本义了;古书中又有“父去里所复还”(《史记·留侯世家》),这个“所”是表概数的数词;还有“爰得我所”(《诗经·硕鼠》),这个“所”是表示“处所”意     

谈《九歌》的艺术特色

屈原从巫术文化中吸收营养,创造出《九歌》这样瑰丽辉煌的绝唱,在中国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笔者试就《九歌》的艺术特色作一粗浅的探讨。真诚直率的感情美诗歌是表达感情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是感情的产物,这是我国古代诗论中一个传统看法。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明儒家又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诗歌感情的表达。而代表楚文化精华的屈原,     

李金发作为中国象征诗派先驱的诗学意义

本文从“不是有金色的头发而是一个梦的结果”、从《微雨》里走出了现代“诗怪”、对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之努力3个方面提出并论述了梦、水和“苦闷的象征”是李金发诗歌创作发生的内在驱力,《微雨》经典化和李金发诗歌对时间意识的主题追求和“硬抒情”的诗歌技巧;同时,试图论述李金发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现代化和对西方象征派进行中国化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具有开创意义的实践。     

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一个分歧论点

一问题的发端《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一日,发表了舒芜同志题为《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的文章,对中国古典爱情诗的发展,作了一个总回顾。舒芜文章以鲁迅早年(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论点为支柱,将中国古典文人诗歌作了全面的否定。舒文是这样引述的: 自此以后(指宋玉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概况,不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所概括的:(一)“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二)“心应虫鸟,情感林泉”;(三)“悲慨世事,感怀前贤”这几大类。第一类只能说是对诗的亵渎,第二类总显得“拘于无形之囹圄”,第三类也确乎多是“可有可无之作”。不言而喻,鲁迅二十八岁时还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考论尚未发表有影响的论著,以他此际的尚未成熟的论点作为权威性的论据,似乎尚不能誉之     

近十年张爱玲研究综述(下)

三、《金锁记》研究1、总体评价《金锁记》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及其在张爱玲创作中的意义,学术界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说:“《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而对《金{锁记》最早作出较高评价的是傅雷,他在作品发表不久,就指出它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三十多年后,唐涛认为“这个评论基本正确,”他说.     

谈“学衡派”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学衡派”的性质,没有引起过怎样的争论,但论述这个派别的性质和表现的具体说法却是不一致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提到这个派别时是这么说的:他们“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然而在具体论述这个派别的表现时,却只提到一点他们如何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的事,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来证明“学衡派”的反动性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     

论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的七古

北宋扬州诗人王令在宋代作家里,颇象唐代的李贺,他们都很短命,却给后人留下了数百首以奇警创辟为特色的诗歌。钱钟书先生曾说王令“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王令的诗歌奇崛警迈,令人可惊可愕,当时就为人所瞩目。“年十数岁……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就连公认的倔强人王安石也赞誉他“卓荦可骇”,“非安石所能及”。王令的诗歌创作,在气度上与唐代韩、孟,宋代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相同。他在《还东野诗》里云:“吾于古人少所同,唯识韩家十八翁。”所以钱钟书先生说:“王逢原作诗,心摹手追,最属昌黎。”精确地指出了王令诗歌最显著的特色。而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则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莺莺传》的得失

在唐代传奇中,元稹《莺莺传》是一个很特出的存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唐之传奇文》中就将其与李公佐之作相提并论,谓为“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然而同时又说它“并不怎样杰出”。的确,《莺莺传》是一部影响很大又有着严重思想、艺术缺限的作品。关于此文思想性的局限,前人已多所论列,鲁迅所谓“篇末文过饰非,遂恶堕趣”(《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然而关于它在艺术上的失误及原因,却向少专文论述,间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本人即从这里入手,也来谈谈《莺莺传》之得失。     

《文心雕龙》“原道”辨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讲:“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意思是说,《文心雕龙》的撰写,首先是本之于道。在《原道》篇里,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认为一切“文”,包括天、地、万物乃至入之“文”,都是“道之文”。也就是说一切“文”都原于道,本之于     

屈原文学思想管窥——兼评游国恩先生“楚辞女性中心说”及其他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必然有他的文学思想。但是,屈原只留下诗歌,没有文学理论著作。他的诗歌中虽然有一些涉及文学思想的诗句,诸如“受命诏以昭诗”(《惜往日》),“发愤以抒情”“重著以自明”(《惜诵》),“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道诗作颂”(《抽思》)等,为数也很少。同时,诗句是精炼语言,很简短,难以和盘托出自己的文学思想。单独依靠这些诗句来     

陶渊明《乞食》诗新论

以“乞食”为题写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极为罕见,陶渊明是第一个作《乞食》诗,也是唯一把“乞食”写得生动逼真的诗人.前人解读此诗时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结合《宋书》记载和诗歌内容,可证诗题之“乞食”并非写实.再对诗歌进行场景还原,可以推断此诗作于席间,乃席问酬赠诗.陶渊明以“乞食”为题作诗的原因有四:第一,陶渊明质性自然,率真旷达,并没有真正以“乞食”为意.第二,受东晋士人有意傲岸独立风气的影响.第三,陶渊明雅谑自嘲,以“乞食”作为“诉穷说苦”的诙谐表达方式.第四,借用佛教“托钵乞食”的词语.     

学习鲁迅 改革汉字——读《门外文谈》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诗经》“之”字用法初探

《诗经》里“之”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三百零五首诗歌里,共出现了一千零三十九次。一个“之”字在一本诗歌集子里出现这样多次,这在古今任何诗歌集子里都是罕见的。《诗经》里的“之”字不仅使用得多,而且用法相当复杂。从词性上看“之”字可以作代词、助词、动词和介词;从句法功能上看,它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兼语,并能同其他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组合成介词结构在句子里充当状语等。     

浅谈传统逻辑的推理规则

推理,在此主要是指演绎推理。关于推理规则,现行的逻辑教科书谈之甚少。有的涉及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使一个推理有效,必须首先保证其所由以构成的概念、判断合乎要求,并按照一定的逻辑要求来联结。各种推理的规律、规则,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形式逻辑》第145页)而一些数理逻辑著作却论述较多。譬如: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读《矛盾论》笔记之一

几十年来,直到目前还未见到一篇有关论述《矛盾论》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的文章。看来,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毛泽东思想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是这样表述的:“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2-173页)这就是毛     

论叶圣陶童话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发表在《儿童世界》第一卷第九期上。1922年,他共在该刊发表了19篇童话,以后又写过20多篇,合计43篇。这些童话分别结集为《稻草人》(1923年)与《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此外还有《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等篇收录在《四三集》中。 叶圣陶童话全系作家独创。鲁迅曾赞誊《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郑振铎认为《稻草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叶圣陶童话正是内容与形式双美的杰作,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叶圣陶自己也对郑振铎这样说过:“我之喜欢《稻草人》较《隔膜》(叶圣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引者注)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叶圣陶之所以如此偏爱他的童话,因为这是他献给“最可宝爱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