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秦观早年深习赋的创作,总结出了一套作赋的理论。他的赋论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词的创作。本文从炼字、炼句、用典及声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秦观婉约词风及"女郎诗"均受其赋论的影响。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论清代赋话中经典赋作的确立

赋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批评形式,成熟于清代。清代赋话批评将一批唐宋律赋塑造成为经典,是由帝王发扬、并由精英文人主导完成的,涉及政治、文化诸多因素。在繁盛一时的赋话论著中,清人借助这一批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辞赋经典的认知态度,其论述的重点,正是对唐以来科举考试律赋的经典性的选择。而确立了经典后的清代赋话使得清代律赋创作在完整的理论之外,还具备了可以模仿的公式和典范,更好地实现了它的教授之功。     

白居易律赋创作的特色与影响

白居易的律赋创作中"回归六义"、"文谐宫律"的自觉追求,散句入赋、议论入赋的散文气势以及完整的律赋创作理论,对当时文风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为后世创作提供了范式与传统。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高兴歌·酒赋》管窥

敦煌写卷中《高兴歌.酒赋》引出的诸多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其一是标题颇为奇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令人费解的歌赋合一。其二是作者虽署名为刘长卿,但却称其官职为江州刺史,与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生平任职并不相合,令人疑不能定。其三是文体,作品题目中将歌与赋合一,其文体归属也颇使人踌躇。凡此种种,一直引人探索。其实,循《敦煌赋汇》及《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等史料所载,上述问题的解答还是有迹可寻的。《高兴歌.酒赋》标题的书写之所以怪怪奇奇,实源于乐府诗由古题、新题至新乐府的衍变。虽其作者署名与任职差池不一,但其作者应为唐刘长卿。其文体,似赋非赋、似诗非诗,实应归属俗赋中的诗赋类。高兴,实为郡名。而俗赋特征及诗与赋融合,也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赋体文学创作手法对元嘉诗歌创作的影响

赋体文学一个鲜明的创作手法就是"前后左右广言之".这种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了元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元嘉诗人借鉴并转化了赋体文学的创作手法,通过方位对句、景致对句、时间对句以及移步换景等艺术形式与技巧,开创了特征鲜明的一代诗风,成就了元嘉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崔国辅诗歌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其既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更以意境明丽、风格雅蓄为擅长,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