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收入与职业分化视角的分析

提升村庄治理质量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满足感。本文利用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的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探讨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并从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视角分析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庄治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进一步从收入分化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农民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低收入农民,最小的是高收入农民,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纯农业型农民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农业型农民,最小的是兼业型农民。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强化村庄治理质量,重视农民收入和职业分化以增进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     

我国村庄治理模式改革思路探析

将村庄治理模式的变迁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农会治理阶段、生产队治理阶段、村两委治理阶段、后农业税阶段和资源反哺治理阶段。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村庄治理的探索创新进行了回顾,并指出当前村庄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提出建立村支部、村委会、行政村官为主导的三元主体新型村级治理体系,形成三元制衡的监督格局。     

信息化背景下发展型农村地区手机使用人群分化研究——基于晋南村庄的实证调查

随着农村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和手机迅速的普及,手机使用逐渐进入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打破传统人群基于人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群共同成员感和归属感,进而导致农村地区人群也在走向分化。以晋南村庄的手机使用情况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托,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从体制依存和自我依存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把握,结果表明,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手机使用过程使得村庄人群存在明显的分化。结合以上分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进而探讨这种现象对社会带来的价值与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社区治理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基于美国“村庄运动”的经验

作为弥补养老服务领域内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一种途径,以社区为地缘平台的互助养老服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另一种选择。互助养老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培育程度决定了这种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互助养老的社会资本涵盖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源,中观层面的社区组织网络资源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资源。风靡美国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在有效的社区治理框架下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国与美国虽存在国情上的差异,但也需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培育互助养老所需的社会资本,整合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让社区不仅仅是互助养老的地缘平台,更多地成为支持模式运行的资源平台与服务中心。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农村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收人分配与社会分化是互相影响的，职业分化影响着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阶层是引人注目的两个阶层，同时贫困农民的处境令人关往．民众对收入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客观存在的钱权交易，将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村组织管理失效,村庄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失地农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着农村社会组织制度,从而也决定着公共性的走向。集体经济和土地增值收益是当下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需要与农村社会相契合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     

垂直激励、村庄治理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向农村输入资源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一价值不应局限于兜底保障功能,更要从激励视角促发村庄养老服务供给自主治理的活力。运用扎根理论,在对山西省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中发现,政府以垂直激励来激发村庄治理进而推进村庄养老服务的生产,其中激励感知为差异化的传导中介。整体而言,从激励理论视角揭示了这一情境中的“前台-后台”作用机制。垂直激励为村庄治理开启了引擎,并键入了制度生成,但也存在难以触达村域治理主体心理层面与激励感知窄化两重约束。因此,应当注重通过垂直激励引导村庄内生激励生成而非仅仅作用于激励感知层面,注重对村庄能人认知观念和村级党组织进行非物质激励的构建,以及开发整体性的差异化激励策略。     

农村社会分化进程和变迁趋向分析——苏中10村调查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正表现出阶段性质变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务农劳动力的加速减少和非农就业异地转移的增加,农户城市化倾向增强和土地保障功能凸现导致的兼业经营的普遍性、长期性,以及村庄社区之间发展的异质性和非均衡性。这种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进入市场之初的产品选择,并且正以自我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着,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形态正在生成之中。政府各项政策的施行都必须主动顺应和推进这种质变的发生,推动农村社会的重构。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